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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健康之間的關係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在對西奈山醫學院的醫生們所作的一次講演中提到，他本人運用維生素C來預防感冒，收到了成效。他的意見在報紙上刊登出來後，收到了維克多·赫伯特博士寫來的一封“言辭非常尖銳”的來信。赫伯特是一位著名的臨床營養師，曾經幫助過制定維生素日薦量的美國標準。他在信中攻擊鮑林說，他用維生素C的所謂優點為江湖騙子提供了幫助和安慰。赫伯特質問鮑林：哪裡可以找到處於嚴密監控下臨床研究的資料，可以用來證明抗壞血酸的確對感冒具有防治的作用？

鮑林感到很意外。的確，他從來就沒有查閱過有關維生素C的文獻，僅僅讀了斯通寫的幾篇論文的摘錄。於是，“在赫伯特這位老兄尖銳言辭的刺激下，”他開始像以往習慣的那樣，一頭鑽進有關的科技雜誌裡，搜尋有關的資料。

與此同時，《小姐》雜誌的一位作者與鮑林聯絡，徵求他的意見，寫一篇關於維生素C有益健康的文章。鮑林提供了自己觀察到的一般性結果，認為“維生素C的最佳用量將有利於健康和智力的增進”。他還請讀者閱讀他用分子矯正法治療精神病方面的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在1969年11月號《小姐》雜誌上。文中的論點遭到哈佛大學營養學教授弗雷德裡克·斯戴厄的反駁。斯戴厄說，鮑林“不是營養學權威”，目前尚無證據表明維生素C有助於普通感冒的預防；事實正相反，二十年前在明尼蘇達大學對五千名學生進行過一次大規模調查，結果使人確信，維生素C對感冒根本就不起作用。

這可刺痛了鮑林。他很快找出了有關的研究資料，發現斯戴厄說明的事實是錯誤的。他所提到的1942年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一共調查了363名學生，在為期28周的時間裡，有些學生服用的是安慰劑，有些學生則服用了過量的抗壞血酸。的確，論文作者在結語中提到，就上呼吸道感染而言，維生素C沒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鮑林對文中的資料作了更加嚴密的研究，發現作者的結論是錯誤的。儘管鮑林認為試驗者給學生服用的劑量很小——平均每天只有180毫克，而鮑林現在講的是要用3000毫克——這些研究者在事實上還是見到了作用：過量服用維生素C的學生中，感冒減少15％，而且其中患上感冒的人，與服用安慰劑的學生相比，其嚴重程度要輕30％。維生素C既不是預防藥，更不是特效藥，但根據鮑林的估計，它所產生的作用在統計學上是顯著的。

鮑林發現，在維生素C與感冒之間的關係問題上，其他一些報告也有同樣的情況——維生素C產生的某種功效未受到人們的重視。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現象。從事這方面研究的醫生似乎一門心思企求找到一種特效藥，因而對顯示出來的部分功效就不感興趣了。他們使用的劑量都比較低（在早期的研究中，一般只有150—250毫克——這雖比美國的日薦量高了好幾倍，但比鮑林和斯通認為具有保護性的劑量卻要低許多倍），而且他們希望尋找的是一種藥效很強的物質。

鮑林認識到，問題就在於學者們的意圖是讓維生素C起到一種藥品的作用。在檢驗藥物療效時，傳統的做法是弄清楚藥物劑量的微小改變能不能引起療效的巨大差異，而劑量過大就可能產生致命的影響。一般的傾向是期望相對較小的劑量能帶來重大的療效。

但是，在鮑林眼裡，維生素C只是一種營養品，並非是藥物。在醫學研究人員看到某種細微的療效時，他認為理所當然地應當採用更大的劑量去作進一步研究。鮑林在查閱有關文獻時，至少發現有一份報告，表明如果作下一步研究將會發生怎樣的結果。1961年，一位名為李澤爾的瑞士學者對279名滑雪者作了一次試驗，他給其中一半人每人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維生素C——這是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用劑量的5倍多——另一半人則服用安慰劑。李澤爾發現，與服用安慰劑的滑雪者對照，服用抗壞血酸的滑雪者患上呼吸道感染的天數少了61％，而且患者的症狀減輕了65％。

鮑林認為，這是有利於自己想法的一個非常有力的佐證。將其繪成示意圖，沿著基線標明維生素C的服用量，沿著邊線標明對感冒的影響，那麼，從明尼蘇達研究的結果出發（較小劑量產生較小影響），就會有一條直線指向瑞士的研究結果（較大劑量產生較大的影響），鮑林還找到了另外一些論文，其結果與這種圖形是完全吻合的。的確也有一些考察過的研究結果根本就看不出任何影響——鮑林估計這種情況是由研究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些研究者所用的劑量太小，試驗週期也太短，有些研究者則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