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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的文字材料中，我總會提到核蛋白的概念。當時，我考慮得更多的是蛋白質，而不是核酸。”

吉拉爾特·奧斯特來自布洛克林·波萊，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擔任客座教授。1951年夏，鮑林與他談論他的研究工作，那時，DNA的結構還只是建模技術的一個有趣課題。奧斯特曾就所含水分對DNA的影響作過一些研究，在他回到美國東部以後，就向鮑林寄去了他在研究中得到的一些資料。在其中一封信的末尾，他突然想到一點意見。“我希望您寫信給倫敦斯特朗德·金斯學院的J·T·朗德爾教授，”他這樣寫道。“他的朋友威爾金斯博士曾經對我說過，他有關於核酸的幾幅非常清晰的纖維圖形。”

DNA的清晰圖形是很難獲得的。隨便取一根頭髮，就能用X射線拍攝到角蛋白的清晰圖形，但DNA則需要從細胞核中分離出來，並旦要將它與粘附在一起的蛋白質分開，這一過程是非常困難的。那時，分離DNA的技術一般都會在某種程度上破壞分子，最終產品將是DAN的鈉鹽，全名為脫氧核糖核酸鈉。但是，分離過程中分子結構是怎樣改變的？仍然有人表示不解，即使是經過純化的脫氧核糖酸鈉用於X光衍射也是非常困難的。那時阿斯特貝里在30年代獲得的最初幾幅X光圖形，還有他在1947年為了說明自己對DNA結構的新見解而公開的一張新照片，就是正式發表的文獻中可以使用的全部資料。但是，這些資料並無多大的價值。從球蛋白中得到的X光圖形提供的資料很雜亂，難以用於成功的分析，而阿斯特貝里的DNA照片提供的資料又太少。對於這些圖形中迴圈段的尺寸和量級，鮑林可以得到一些粗糙的看法，但是這些圖形尚不夠清晰，從中無法歸納出更多的資訊。

鮑林需要更加清晰的X光照片，因此，他打算給威爾金斯寫信。一位學者，積極參與某個專案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原始的資料，還未用某種形式發表，就將其拱手讓人，這種情況應當說是少見的。但是，奧斯特力圖讓鮑林相信，威爾金斯無意用他所掌握的照片做許多事情，何況奧斯特還認為這些照片拍攝的時間已經很久了。於是，1951年夏末的一天，鮑林利用機會致函朗德爾的實驗室，問他能不能看一看威爾金斯儲存的資料。

威爾金斯在讀了鮑林的來信後，拿不定主意自己到底應當怎麼辦。

威爾金斯是一位身材瘦削戴著眼鏡的物理學家，事業上至今尚未取得多大的成就。在此一年以前，他在一件事情上倒頗有收穫：他找到了一種方法，可以用來拍攝世界上最為清晰的X光照片。這是他在研究脫氧核糖核酸鈉溶液時無意中發現的。這種物質溶解於水時，形成了一種具有粘性的溶液。威爾金斯發現，用玻璃棒一端小心地蘸一下這種溶液，然後緩慢地拉起，這種物質就會被拉成像蛛絲那樣精細的纖維。那些很長的DNA鏈顯然順著這些纖維排列起來了。威爾金斯想起，伯納爾曾發現球蛋白處於潮溼的狀態下拍出來的照片更清晰，因此，他將X光攝影機安置在溼度很高的地方，然後對著被拉起的纖維拍攝了X光照片，其結果比阿斯特貝里拍得的圖形不知要清晰多少倍。照片上存在大量的亮點。威爾金斯的這一結果可以馬上用來證實這樣的結論：DNA具有迴圈有序的晶體結構，因而其奧秘是可以解開的。

但是，他一個人無法解決這一問題。威爾金斯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物——他在開始自己的科研生涯時就為曼哈頓計劃中鈾同位素的分離作出了貢獻——但是，在讀互光照片的問題上，他沒有受過良好的訓練，況且在金斯學院，由於缺乏研究X光圖片的裝置，他的工作也受到影響。因此，他在1950年就決定暫不公開發表他拍到的照片，希望將來有機會時。再透徹地分析有關的資料，並要用更好的裝置來重新拍攝這一類照片。這樣，事情就擱了下來，而奧斯特卻將其理解為威爾金斯缺乏興趣。實際上，在這段時間裡，威爾金斯一直在籌建更好的實驗設施，並希望取得有關方面的幫助。

時間到了1951年1月，威爾金斯已經搞到了新的裝置，並且找到了一個能使用這種裝置的人，她就是才能出眾的青年晶體學家羅莎琳德·富蘭克林。富蘭克林曾對難以研究的煤製品一絲不苟地用X光作過精細的研究，並且因此而出了名。遺憾的是，威爾金斯和富蘭克林兩人之間的關係一開始就磕磕碰碰不和諧。威爾金斯認為富蘭克林是他僱來協助他工作的，因此，他馬上就把他的X光照片以及他的互光纖維攝影室全部交給了她，同時還將自己的一名研究生分配給她當助手。但是，在富蘭克林方面，她以為自己是受僱來展開獨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