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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我必須說，我是在沒有法律準備且沒有任何法律諮詢的條件下來到這裡的。你們沒有理由詢問我的政治信仰和聯絡，這一原則足夠了……即使我會將自己置於一種危險的境地，我也將堅持這一點……

多內利參議員：如果你是共產黨員，如果你繳納黨費，如果你是一個宣揚以暴力來椎翻美國政府的組織的成員，你說的所有的漂亮話不會使事情的性質有絲毫的改變。

訊問的結局陷入無法擺脫的困境：

韋布賴特參議員：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轉而支援這些共產黨人，而且明知他們受某一個外國勢力的操縱，那麼我們會走向何方？如果我們都採取同樣的態度，那麼我們將何去何從？

鮑林：你指全國所有的人民？

韋布賴特參議員：是的，我們將何去何從？

鮑林：那樣的話，作為全體人民的選擇，我們將會有一種不同形式的政府。委員會討了個沒趣，佔不到便宜，精疲力竭地宣佈散會。

聽眾中一個聯邦調查局特工合上了筆記本。幾天之後，他將一份完整的報告交給了胡佛。

儘管在委員會面前鎮定自若，鮑林的內心還是受到了極大的衝擊，特別是考慮到蔑視罪的威脅。他曾經親眼看到與國會委員會作對使達爾頓·特朗勃陷於的境地——由於被認定犯有蔑視國會罪，這位劇作家在獄中服刑，妻子和三個孩子則過著悽慘的生活。在州議會這一級，鮑林還不能確定將會有何種處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被認定蔑視州議會，他肯定會被加州理工學院開除。

第二天，鮑林拒絕回答委員會提問的訊息就上了報紙，傳遍了校園。鮑林不知所措，向有著廣泛社會關係的自由派物理學教授查理·勞利森求助。勞利森的辦法非常簡單：在脅迫之下向委員會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這樣做違背鮑林的原則，但是他完全可以自願地向他的朋友和同事講述自己的觀點。理工學院的內部調查已經表明鮑林不是共產黨員，每個人都清楚這一點。勞利森建議鮑林給杜布里奇寫一張便箋，說明你不是黨員。然後讓杜布里奇想辦法對付。

鮑林考慮了勞利森的建議，起草了一個很長的宣告，在同一天送交給杜布里奇，並附上一張條子：“親愛的李：我送上這份關於我的政治信仰的宣告。你可以隨意引用。”在這份三頁的檔案中，他複述了自己在委員會面前拒絕就自己的政治信仰作證的理由，剔除了對忠誠宣誓的批評，並在最後總結道：“我相信一個公民有權利在他希望的時候宣佈自己的政治信仰，也有權利在他希望的時候保持沉默。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贊同某些共產黨人所信仰的極端思想和政策；但是我覺得我們必須堅定地捍衛我們民主的基本原則，包括信仰哪怕是極端的政治主張的權利。”

在文章中間，鮑林寫道：“我不是共產黨員。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共產黨。我從來沒有和共產黨發生過任何瓜葛。”杜布里奇需要聽到的無非是這些。他剛聽到新的一輪校董們有關鮑林危機的抱怨，他很高興自己的化學系主任作出了這一份宣告。他建議鮑林作一些潤色——增加了一個部分：“總體來說，我並不反對效忠宣誓。我曾經自願地就我對這個國家的服務作過許多效忠宣誓”——接著，杜布里奇對鮑林說，他會妥善處理這件事情的。杜布里奇與教育委員會進行了聯絡，安排鮑林兩天後在委員會到帕薩迪納再次舉行聽證會的時候出席。聽證會開始後，鮑林走了進來，宣誓之後唸了自己的宣告，轉過身去，走出會議室，身後議員們竊竊私語。當他走出門的時候，鮑林似乎聽到有人說，“我確信他愚弄了這個委員會。”這很可能是多內利參議員的聲音，他屬下的工作人員正忙著羅織鮑林藐視議會罪。

聽證會的情況經報紙披露後，照例又有一批反對鮑林的信件湧向了杜布里奇的辦公室。然而這次杜布里奇可以從容應對了，因為他握有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所鑄成的擋箭牌：鮑林已經宣誓保證自己不是共產黨員。他可以寫信告知那些對鮑林不滿的校友們，儘管他們強烈反對鮑林的觀點，但是隻要鮑林遵紀守法，而且不把政治帶進課堂，那麼“最恰當的方法是讓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不宜採取過火的措施。”

16　生命的奧秘

偏離航道

此時，鮑林的注意力頻繁地在政治與科學間來回穿梭。政治活動將他置於受人攻擊的地位，研究工作則成了他擺脫重壓的手段。在出版社一再催促下，他於1949年完成了《普通化學》一書簡易本的編寫工作。此書更適宜於達不到加州理工學院水準的大學一年級新牛，因而讀者面更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