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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林：那好。如果您手上有任何這類教師的例子的話，為什麼不把他們帶到這兒來作證呢？

委員會擔心鬥不過這位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暫時休會吃午餐，讓鮑林在下午兩點鐘再回來。

下午的聽證會如同一場惡夢。委員會又回到了懷恩巴姆的問題上來：他什麼時候開始為你工作的？誰推薦了他？你有沒有調查過他的背景？為什麼不？接著他們又轉向鮑林自己的政治活動。手裡握著特尼委員會的檔案，主席開始逐一盤查鮑林值得懷疑的朋友。加州參議員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發現鮑林擔任副主席的美國進步公民組織是受共產黨控制的，他是否知曉這一點？你是否支援坎特伯雷紅色教長？亨利·華萊士？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吊會‘你對共產黨的策略有何感想？你對最近對共產黨領導人的審判有何評論？鮑林耐心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

接著在臨近結束的時候，中心問題被提了出來。

律師：鮑林博士，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現在你是共產黨員嗎？

鮑林：嗯，這個問題聽上去像是在詢問我的政治信仰。當然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不過我想這是例行公事。

律師：是的，我想請您回答……

鮑林：我正在想著那些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一個一個受到威脅的同事們——起初他們中許多人反對效忠宣誓，接著他們一個一個受到失業的威脅，被要求放棄他們作為一個美國善良公民的原則，放棄他們的信仰——我意識到這就是政治壓力。最終堅守信仰的只剩下少數一些人，大約一百名左右，他們最後落得被開除的下場。當我想起他們的時候，我就會猜測我對於效忠宣誓的反對還能堅持多久。我不知道我能承受多大的壓力。除非到了決斷的時候，不然你永遠也不知道自己會採取何種行動。我見過許多人，原先強烈地反對效忠宣誓，然而當他們看見如果不簽字的話就會失業時還是簽了字。現在我發現我面臨著同樣的困境。我覺得很難決定，僅僅是為了一條原則，是否值得無視可能帶來的麻煩。然而，我覺得自己對於民主的認識沒有錯，我們只有捍衛民主才能拯救這個國家，因此我拒絕回答任何有關我的政治信仰和組織歸屬的問題。因此，我的回答是無可奉告。

委員會決定休會片刻以商量對策。鮑林面臨著當時許多證人在國會委員會面前都曾遇到的三種選擇：問答這一個問題；援引《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五條，用憲法來保護自己，以表明自己有不自證其罪的權利；堅持認為這一問題已超出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而拒絕回答。鮑林不想回答這一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曾經使自己的一些朋友被送進監獄或受到內部流放的處罰。在委員會面前援引憲法修正案第五條也有一定的風險，因為一般人都認為這等於承認有罪，而且常常會導致證人被開除。於是，他選擇了最後一種對策，也就是達爾頓·特朗勃和好萊塢十君子所採取的對策。然而這一方法也有其危險：拒絕回答一個立法委員會的問題會被套上蔑視法律機關的罪名。

續會之後，律師試圖恐嚇鮑林，提醒他說，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他最好還是回答這一個問題。鮑林見多識廣，當然沒有上當。他堅持不回答問題。如果委員會想要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得傳喚他。律師退了一步，又繼續盤問。鮑林冷靜、嚴密、清楚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

委員會一無所獲。最終，大失所望的委員會成員又將討論帶回到了起點：

多內利參議員；好了，博士，現在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戰爭，不管這是否是對俄國的公開宣戰，我們的國家正在和共產黨鬥爭，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美國的年輕士兵正在異國的土地上捐軀。如果我們允許共產黨人滲透進我們的大學，向我們的青年人傳授共產主義教條，這對我們有什麼益處呢？……當有人提及共產主義，或是問你是否是共產黨員的時候，你總是不斷地提到政治壓力和政治權術……我覺得你將共產黨稱為一種政治組織是不公正的。退一步說，如果你同情共產黨的話，將這稱為政治現點也是不公正的。我認為這是顛覆，是背叛，特別當我們正在進行戰爭的時候。

鮑林：好吧，我很有興趣瞭解你想些什麼，但是我認為這不是決定性的。我再次重申，如果我犯了法，我理應受到法律的制裁。

多內利參議員：你不覺得拒絕回答你是否是共產黨員，並蔑視加利福尼亞州參議院是違法的嗎？……

鮑林：我覺得，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