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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公民自由協會洛杉磯分會詢問愛娃，她是否能為一個剛從集中營獲釋、並應徵赴歇爾貝軍營人伍的日裔美國人提供幾天短期的工作，愛娃表示樂於提供幫助，讓那個人來家中當兩天園丁。於是這個靦腆的日裔青年懷著感激之情來到梅德爾山的鮑林宅第，在院子裡做些修剪和清潔工作。他只呆了星期五和星期六兩天，隨後便去了軍營。

哪知星期一的早晨就出了事。鮑林14歲的兒子彼德跑進屋子，氣喘吁吁地對著父母大聲喊叫：“你們快出去看呀，車庫被人塗得一塌糊塗！”鮑林出去一看，簡直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有人在車庫門上塗抹了這樣的大字：“美國人該死，我們愛日本人，日本人在這裡做工。鮑林。”上方胡亂畫著一面日本旗，還在郵箱上塗寫了“日本人”三字。

鮑林迅速檢視了現場，馬上打電話報警，並通知了新聞記者。他對記者說：“我不知道誰幹了這種有失美國人體面的事情。然而，我懷疑有些心術不正的人認為美國公民也應該遭受迫害，就像德國猶太人遭受納粹迫害一樣。我想這次醜行就是這類人乾的。”

報紙刊出鮑林將帕薩迪納入比作納粹的報道後，鮑林家就開始不斷接到恐嚇信和恐嚇電話，威脅他們“立刻趕走那個日本人”。鮑林一概不予理睬。不久，一封列印得十分粗劣的簡訊寄到了鮑林的辦公室：“除非你立即趕走那個日本人，我們將燒掉你的房屋，擺平你的身子！……日本人殺死了我的父親，真可惜他們沒有強姦你的親人。假如你膽敢將此事在報上大肆宣揚，我們將馬上收拾你廣信的末尾署名”一個鄰居“。

鮑林其時正準備去首都華盛頓進行一次例行訪問。愛娃得知這封恐嚇信後，認為不能在他離家期間毫不設防，於是打電話給當地治安官員尋求保護。接電話的官員卻這樣回答：“呢，關於這件事，這是你們僱傭了日本人的結果。”

愛娃感到震怒，她立即打電話給美國公民自由協會的朋友們商議對策。迫於律師的壓力，治安部門給鮑林家派了一名武裝崗哨，並保證將那封恐嚇信送交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就在鮑林準備離家的時候，調查局派來了特工人員。他們向盛怒之中的愛娃查問她覺得誰可能寫了這封恐嚇信。愛娃向他們發表了一通義憤填膺的長篇講話，控訴政府的拘留營政策及其對公民自由造成的威脅。特工們耐心地聽著，並記下了她的結論性意見：“整個法制體系相當脆弱。”而輪到鮑林說話時，他則冷靜地列出了那些可能知道他家僱傭了一個日本園丁的人的名字。

此後沒有發生更多的事。兩週後，武裝崗哨被撤除了。聯邦調查局一直未能查出恐嚇信的作者，而且警察局也未徹底調查汙損鮑林家車庫的肇事者。

儘管事情這樣過去了，但其影響十分深遠。鮑林在東部逗留期間，整天為自己妻兒的安全擔心。派武裝崗哨站在家門口值勤，這在美國是極不尋常的一種做法；當地治安官員的反應更是使人氣餒。鮑林從小受到的教育是要相信政府官員會採取正確的行為，而現實卻是必須由律師出場才能維護法律。此外，鮑林還學到了重要的一課：透過像美國公民自由協會這樣的志願者組織在外部施加壓力，是能夠幹成一些事的。

最重要的一點是，如果說，他過去還認為愛娃的政治活動有一點走極端，那麼現在事實證明並非如此。那些出於狹隘和偏見對他家進行威脅的人才是真正的極端分子。

用後來通行的一個術語來說，這是一次使鮑林“激進化”的經歷。而且，這僅僅是開始。

兒童十字軍

五個月以後，隨著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所毀，鮑林的社會正義感更加提高了一步。鮑林對原子彈的出現從兩個方面感到興趣。開始時，他急於瞭解原子彈爆炸的物理和力學原理。他透過閱讀一般性的介紹文章和一份非正式的名為《用於軍事目的的原子能》的政府報告，再利用自己的直覺，終於弄清了有關原理。他驚訝地發現，原子彈相對說來是很簡單的，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

當時很多美國人像鮑林一樣渴望瞭解原子彈的技術原理。作為一種比過去的任何武器都要強大幾百倍的新式武器，原子彈也點燃了公眾興趣的火球。每個人都想了解科學家是怎樣把它製造出來的。廣島爆炸後的幾個星期，一個瞭解鮑林興趣的人邀請他去扶輪社的午餐會上作一次關於原子彈的科普講座，要求他用外國人也能聽懂的語言解釋原子彈的爆炸機理。鮑林既不是原子物理學家，又不是實際參加曼哈頓計劃的眾多工作人員之一，因此他對自已被邀請作這方面的報告有點驚訝，但是他覺得自己有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