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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每個人都高興。露絲·希普利因為自己的意見被否定而怒不可遏。胡佛長久以來一直對鮑林感興趣，此時也被驚動了。他派一個特工找到希普利的辦公室，詢問“新的證據”是什麼。希普利對這個人說，聯邦調查局瞭解的情況與她一樣多，然後關照胡佛的特工到國務院去仔細查一查有關鮑林的檔案。這些特工經過詳細透徹的研究後，得出結論說：“查閱檔案並未發現所謂的新證據到底是什麼，也許是指檔案中大量的信件和評論，其內容全是對前一次拒絕給當事人頒發護照而提出的抗議。”

鮑林的心情又開始舒暢起來了。公眾抗議促使政府改變護照的政策，他這個案子算是開了一個先例。希普利現在也有人管管了。要是一個人出國旅行的權利被剝奪，那麼根據一項擬議中有關護照的新辦法，當事人可以上訴，從而能確保聽證會開得更加公平和公正。

雜耍演員

鮑林出人意料地來到巴黎出席國際生物化學大會，一時引起了轟動。他在政治上碰到了麻煩，但敢於與政府對抗，這些新聞使他在法國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在匆忙之中為他臨時安排的有關蛋白質結構的講演，引來如潮的聽眾。講演結束後，學者們將他團團圍住，大家都急切希望能與這位名譽主席握一握手，同時還對他主張的原則表示由衷的欽佩。鮑林和愛娃在特里厄農下榻的房間裡接待了川流不息的朋友和來表達良好祝願的人們，

大會結束後一星期左右，鮑林又出席了國際噬菌體學術報告會。這次報告是在位於巴黎城郊的盧瓦蒙修道院裡舉行的。這個修道院已有幾個世紀的歷史。會上，鮑林聽取了美國微生物學家阿爾弗雷德·希歇介紹的構思奇妙的試驗，在場的人都談了自己的看法。判定到底是蛋白質還是DNA充當了遺傳的載體，希歇和他的同事馬撒·切斯曾找到一種方法，只要使用各自分開的放射性記號，就可以標示某種類似細菌的病毒所具有的DNA和蛋白質。透過對這些記號的追蹤，他們終於能令人信服地表明，蛋白質根本就不起作用，只有DNA控制著複製新病毒的過程。

奧斯瓦爾德·阿佛列的試驗是作為一項探索性的研究提出的，引起的影響比較小。但是，上面這種所謂的“夾雜有攪拌器的試驗”卻能清楚地表明DNA是遺傳性物質。這一試驗之所以冠上了這樣的名稱，原因在於試驗過程中使用了一種無疑是非技術性的器械。適合於病毒的結論也許同樣適用於高階生命體。隨著愈來愈多的人瞭解到希歇一切斯試驗的結果，對生命複製現象感興趣的研究噬菌體的學者，還有遺傳學家和生物學家，開始將他們研究的重點從蛋白質轉到了DNA上。鮑林也很快地意識到，自己已經走上錯誤的軌道。這倒不是說蛋白質不重要，蛋白質仍然是機體發揮功能的必不可少的成分，但是，現在已經非常清楚，產生遺傳性狀的主要分子是DNA，而且它還是控制蛋白質生成過程的一個因素。

對鮑林來說，認識到這一點有一個痛苦的過程，但是他很快就逾越了這一個障礙。他頗為自信，感到自己有能力解開DNA之謎。事實上，他已經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而且這個問題看來還非常簡單。唯一的問題是，會不會有人搶在他前面取得勝果，但是，他不會把這一點真正放在心上。威爾金斯和富蘭克林正在研究這一個問題——事實上，在5月份英國皇家學會會議結束以後，科裡參觀過富蘭克林的實驗室，看到過她拍攝到的一些精彩的X光照片——不過，尚無跡象表明，他們兩位中有誰具有足夠的化學基礎，可以對鮑林形成嚴重的危脅。要是布拉格參與其中，那就另當別論了。但是，能夠表明在卡文迪什有人正在考察DNA的唯一證據來自德爾布呂克的一位門生，他的名字叫詹姆士·沃森，22歲，正在做博士後研究工作。他曾寫信給德爾布呂克，談到了幾個月前曾為DNA尋找模型之類的事。德爾布呂克曾把沃森的信向鮑林說過，這似乎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雖然在德爾布呂克的眼裡，沃森是一個好學生，但因成績還不夠突出，因而他到加州理工學院當研究生的申請未被批准。況且，卡文迪什的這些先生至今尚未在任何競賽中打敗過鮑林。

在盧瓦蒙會議上，鮑林曾經與一些人談起過可以用他解決阿爾法螺旋問題的方法研究DNA的結構：就像科裡和他的同事們在研究氨基酸時用過的方法那樣，用X光圖片來證實DNA的模組結構。他說：首先弄清楚鹼基的確切形式以及它們與糖和磷酸的關係；然後再構造出一個模型，它在化學上最可能是一種長鏈結構。

在盧瓦蒙會議上，沃森就是圍聚在鮑林身邊的人之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