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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用心地聽了鮑林的講話。此時，他已經知道，鮑林的方法是解決DNA問題的正確途徑，而且他已經設法採用這種方法。

沃森參加盧瓦蒙會議完全是出於禮儀，因為他是“噬菌體研究集團”的一員。這個集團是由加州理工學院德爾布呂克和印第安那大學盧裡安兩人手下的研究人員組成的一個鬆散團體。這些人認為，“裸露基因”是生命體剝去所有外表以後最終剩下的基本形式，除了複製以外別無其他功能，而噬菌體是與此最為接近的研究物件。形式越簡單，就越容易研究。噬菌體研究集團的學者們相信，病毒是繼摩爾根的果蠅和比德爾的黴菌之後，研究遺傳性狀的又一重要載體。

沃森比大多數人更早認識到，DNA是瞭解基因的關鍵。他在盧裡安的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以後，爭取到一份獎學金去歐洲研究微生物新陳代謝和核酸生物化學，但是他很快就感到厭倦了。於是，他東衝西撞，希望能找到靈感。1951年春天，他到拿不勒斯開會，總算如願以償，威爾金斯在會上出示了幾張拍攝的X光照片。雖然沃森對X光衍射圖並不內行，但他仍能認識到，威爾金斯的研究工作表明，DNA具有一種規律性的迴圈結構，可以形成纖維的形狀用作X光研究。這就意味著DNA的結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但要弄清楚這種結構，他還需要學習X光衍射的知識。他曾主動要求讓他到威爾金斯的實驗室工作，但因為他對該室正在從事的研究一無所知而被拒之門外。1951年秋天，在德爾布呂克的幫助下，他終於在卡文迪什與肯德魯一起，學習如何對蛋白質進行X光衍射研究的方法。

有人認為，對於像沃森這樣一種興趣多變的人來講，最高明的做法是儘量讓他們得到別人的指導。因此，沃森被安排與佩魯茨的一位研究生合用一間辦公室。這個人的名字叫弗朗西·克里克，他對X光衍射技術的瞭解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兩個人馬上動手幹了起來。他們可謂是天生的一對：克里克已經三十五六歲了，當研究生年齡是大了一些——戰爭耽誤了他的學業——然而，他這個人充滿自信，性情直爽，十分健談，甚至有點囉唆，留著時髦的絡腮鬍子，愛穿三件一套的西服；至於沃森，年輕，瘦削，靦腆，下穿美國式網球鞋，上留小平頭的髮式。歐溫·切加夫為他倆描繪了一幅用意尖刻的現代畫：“一位已經35歲，面帶一副賽馬場票販無可奈何的神色……經常喜歡用假聲發音的人，在雲山霧海的高談闊論中，偶而也會閃現出一星半點智慧的火花。另一位則尚未見過世面，……露齒一笑，與其說是膽怯，不如說是狡黠，……一個其貌不揚的山野村夫。”他說，克里克和沃森看上去就像是一對“雜耍演員”。

但是，這兩個人卻相互欽慕。克里克不久就明白沃森為什麼“在多數場合被人視為聰明過頭了”。沃森在碰到克里克之後幾個星期就寫信給德爾布呂克，稱克里克“無疑是與我一道工作過的最聰明的人，也是我看到過的研究方法與鮑林最為接近的人”。鑑於兩人對鮑林這位帕薩迪納怪傑都極為崇拜，因此上述言辭中的讚美之意也就非常明顯了。沃森第一次感受到鮑林之魅力是在1949年夏，那時他在加州理工學院與德爾布呂克一起工作了幾個月，同時還先後認識了鮑林實驗室的幾位年輕人。沃森只是在離鮑林很遠的地方見過他一眼，但這已經足以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世界上誰也比不上萊納斯，”沃森後來寫道。“即使他在胡吹亂編，那些著了迷般的學生也決不會看出什麼破綻，因為他顯示出來的自信可以折服任何人。”鮑林的地位獨特，風格鮮明，他是一位科學巨匠。他還有一個和和美美的家庭，他總喜歡駕駛賽車風馳電掣般地四處兜風。對於年方19的沃森來說，鮑林是一位值得仿效的榜樣。

克里克開始時並不是鮑林的崇拜者，他是鮑林的競爭對手。布拉格、佩魯茨、肯德魯等人在一起進行學術討論時，他也在場。正是這些討論引出了1950年關於蛋白質結構的那篇考慮欠周的論文。克里克和這些人一樣，沒有注意到平面肽鏈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鮑林用阿爾法螺旋表明他們的理論漏洞百出的時候，他也承受了由此而來的屈辱。他從這次經歷中，得到了三點難忘的收穫。第一是鮑林的研究方法，就是根據對化學原理所掌握的堅實基礎，藉助於建模技術，就可對結果作出合理猜想，這是弄清楚巨型生物分子的最快途徑。第二，不能光憑試驗得到的一條證據就動搖自己對一種理論的認識——他親自看到，鮑林果斷地決定暫不理會5。1埃這一異常的反射現象。第三，螺旋就是需要尋找的形式。

沃森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