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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普利則一直在注視著鮑林將會採取怎樣的行動。當她在公開譴責她的政策的人的名單上見到鮑林的名字後，就更加橫下了一條心。1951年10月下旬，為了答覆鮑林先前提出的頒發護照以便讓他到歐洲和印度作一次旅行的要求，希普利提議國務院安全辦公室進行一次專門的調查。調查的時間不長，目標也很明確。國務院的官員查閱了聯邦調查局的有關檔案，並且會見了一個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得知鮑林是“一位知識界空想改革家”，是在他妻子的指使下才參與政治活動的；而他的妻子則“完全是一個政治上的愚民”，她“時時刻刻都要使自己的丈夫相信，他是當今世界上最偉大的三位思想家之一，對於那些訊息閉塞的無知百姓，他應當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領導的責任，顯示自己的能力”。

根據這一資訊，希普利認定“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鮑林博士是一個共產黨人”，因此拒絕給他頒發護照。對於情人節那天發生的拒發護照的通知，鮑林憤怒地作出了反應，他向杜魯門發了一信，要求他“糾正這一做法，督促有關方面將護照發給我。我是一名忠誠自覺的美國公民，從來就沒有從事過有損於國家利益或違紀的活動”。他還隨信附上了杜魯門以前頒發給他的軍功章證書的影印件。總統秘書在回信中稱，這純粹是護照處的決定，白宮已經要求重新稽核。但是，希普利卻毫不動搖，杜魯門辦公室就再也沒有任何表示了。

4月，為了使事情簡單一些，鮑林決定將自己的行程侷限於英國，就此寫了一封彬彬有禮的信給希普利。信中提出，鑑於當月晚些時候他要到美國東部出差，能否在她方便的時候與她面談一次。他還在信中謙恭地提到，到華盛頓去的目的是主持海軍科研辦公室的一次會議。隨後，他又請阿伯拉罕姆·林肯·威林為他的案子擔任律師。威林和鮑林先後向護照處寄去了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鮑林的聽證會書面記錄、俄國人攻擊鮑林的書面材料以及他得到的許多獎狀的影印件。

但是，希普利的決心已定。4月18日，她再次書面通知鮑林，他的護照不能頒發。

時間已經非常緊迫。英國皇家學會會議定於5月1日舉行。4月21日，鮑林和愛娃親自上訪護照處。他們在會客室等了片刻，然後有人將他們領到了露絲·希普利面前。希普利舉止僵硬，雙唇緊閉。鮑林夫婦心想，她是一位公僕，因而對其彬彬有禮，當然，言辭中也不失堅定。他們要求希普利說明不發護照的原因。鮑林後來回憶時說，她的回答是有關他進行共產黨領導的活動的“一個相當含糊空泛的一般結論”。她乾脆不讓來訪者繼續詢問，明確示意拒發護照的決定是她許可權內的事，決定是她親自作出的，爭論下去將毫無意義。然後，她將兩人領到了安全和領事事務科科長辦公室。這位科長要求鮑林提供能表明自己不是共產黨人的書面證據。鮑林請人連夜從帕薩迪納航空郵寄有關的檔案資料，第二天就將這些檔案送去了。在這些檔案中，有一份就是宣告自己不是共產黨員的宣誓書。結果，對方冷冰冰地對他說，他們會盡快作出決定。至於到底在什麼時間，則無可奉告。

此時，鮑林已經完全絕望，真是欺人太甚！他以受人尊敬的公民身份親自前來解決問題，但是有人竟敢像對逃學成性的頑童一樣對他無禮。

他再次調整了自己的出訪計劃，打算改乘晚些時候的一次飛機航班。另一方面，他又繼續進行抗議活動。他甚至設法讓國家科學院院長寫了一信。然而，這一切仍無濟於事。4月28日，能將他送到倫敦的最後一次航班離起飛只剩兩個小時了，他收到了最終決定，他的護照不予簽發。鮑林第二次致電英國皇家學會，說明他已無法出席以他的名義將要召開的那次會議。

發起召開這次會議的英國人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大多數與會者曾在一次正式的茶話會上得知，鮑林將於會議開始前一天到達。有一位與會者在後來回憶時說：“大家都非常震驚，美國國務院以危險人物為名阻撓這位偉人參加會議，真是愚蠢之極，令人氣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