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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媒體這麼說。“要是不以偽證罪判決布登茲，那麼我們一定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法庭和國會的許多調查委員會無意瞭解並公開事實的真相。”後來，鮑林發現布登茲不可能因作偽證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因為他的證詞受到國會特權的保護。於是，他設法採用另一種手段將他的告發者送上法庭，就是在報紙上罵布登茲是一個“扯謊的老手”，希望布登茲會反過來告發他。但是，布登茲並沒有上鉤。

鮑林對這一次受到政治攻擊，頗感意外，情緒非常沮喪。他採取了不同尋常的步驟，邀請幾位同事在聖誕節那天到他的實驗室看一看他研究DNA的情況。他對自己的模型所碰到的細微末節的問題，已感到十分厭倦，他只想聽到人們的好話。聽取鮑林介紹情況的來客不多，他們都熱情地讚揚了他的想法，他的精神也為之一振。這一年最後一個星期，他與科裡一起，對論文手稿作了最後的加工和潤色。

1952年12月的最後一天，鮑林和科裡向《國家科學院學報》投寄了他們的論文：“為核酸設想的一種結構”。他們在文中強調指出，這是“至今為止研究人員提出的第一個精確地描述的核酸結構”——這樣，就將他們對核酸的研究與對阿爾法螺旋的研究相提並論了。論文詳細地闡述了分子核心部位的結構，並用大部分篇幅論述瞭如何精確地構築磷酸多面體，當然也介紹了一些生物學機理。在鮑林的這一模型中，鹼基是核酸中負載資訊的部分，它們是伸向外側的，就像樹上的枝葉一樣，彼此之間留有足夠的空隙，可作任意方式的排序，從而保證分子可以有多種多樣的變化，所含資訊也會有多種具體的內容。在此之前，阿斯特貝里已經注意到，核酸螺距為3。4埃，幾乎等於多肽鏈在伸展方向上每一個氨基酸相隔的距離。這就啟發我們作這樣的考慮：新的蛋白質也許可以直接從一個核酸酶上切下來。鮑林看到，他的模型中也容許發生同樣的事情，在鏈的方向上四個相鄰鹼基的側面所形成的空隙正好能裝進一個氨基酸。

不過，在這篇論文中，一反往常的情況，作者使用了一種少見的試探性語言。“這是一種大有希望的結構，”鮑林寫道，然而也是“一種異乎尋常地緊密的結構”；它只能在“大體上”符合有關X射線的資料，與透過克里克公式算出的理論值比較，也只能算是“差強人意的結果”，他繼續寫道，各個原子的位置“大概還可以作更為精細的描述”。

事實證明，這篇論文寫得匆忙了一些。鮑林懂得，DNA是非常重要的，他也知道，威爾金斯和富蘭克林正熱衷於這一課題的研究，布拉格的研究小組至少在這個問題上作過一次嘗試。他還認識到，與蛋白質相比，這是一種較為簡單的結構。而且，他非常清楚，無論是誰率先得到一種大致正確的結構——即使在細節上還有些毛病——誰就確立了領先的地位。這正是他夢寐以求的目標。在DNA問題上最早而不是最後說的話，最先發表的文章，將會被後來者引用。這並不要求百分之百準確。他多麼想贏得最早發現者的名聲啊！

為了弄清楚這篇匆忙拼湊出來的有關核酸的論文，我們最好將其與鮑林在蛋白質問題上所作的研究作一下比較。鮑林的阿爾法螺旋是他十多年裡翻來覆去進行分析的成果，其中凝結了他在成千上萬小時中艱苦細緻地進行晶體衍射研究的心血。在他正式發表他的模型前，他的實驗室將氨基酸的各個成分精確地測定到了幾分之一度或百分之一埃。在蛋白質這一課題上，存在著用X射線拍攝到的大量清晰的資料，可以讓鮑林作仔細的研究，使他有可能將幾十種不同的結構剔除掉。從他頭腦中出現阿爾法螺旋的粗略概念到他實際發表這一種結構，一共經歷了整整兩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許多時光是他與科裡在一起度過的，兩人一道製作了一系列精巧的三維模型，並且翻來覆去地進行了察看和修改。

對於DNA，這些事都沒有做。

“我僅有的疑點是……”

12月底，克里克和沃森從彼得口中得知，鮑林已經解決了DNA問題，心裡感到很不是滋味。說不清楚到底是絕望，還是不服氣——兩個人一會兒估摸著鮑林是怎樣打敗他們的，一會兒又確信，鮑林沒有看到過威爾金斯和富蘭克林的X光照片，他不可能超過他們。當然，他們又想到，他畢竟是鮑林，因此沒有什麼事一定辦不到——兩個人又繼續研究自己的問題了。要是他們能夠在鮑林發表論文之前就能獨立地搞出點名堂，也許他們至少可以分享一部分榮譽。

那一年春天，就是克里克和沃森兩人受到警告不得搞DNA研究以後幾個月，也是在鮑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