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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的必要性。放射性對健康的影響、世界政治等方面的問題。就像愛因斯坦一樣，施韋策“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鮑林說，“我還記得，我們在所有問題上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然而，在其他方面，鮑林夫婦就感到不那麼愉快了。愛娃始終沒有受到邀請進入施韋策住所，她只能在飯桌上有機會與他搭訕幾句。“在這一點上，他比愛因斯坦要守舊得多，”鮑林評論道。施韋策對待病人的態度也是令人失望的。“很清楚，他並不認為這些人員與他是平等的，”鮑林說。“他幾乎沒有做什麼事使他們受到較好的教育，也沒有設法改變他們生活的方式。”一直到後來，他們才比較清楚，施韋策的醫療態度是怎樣在非洲文化背景下形成並與之適應的。不過，此時此刻，他們感到很失望。這位白人奇才並不是聖賢，看上去倒更像是一個種族隔離主義者，他自命不凡，只是向少數幾個歐洲員工喋喋不休地談論一些晦澀難懂的宗教課題。如果說，鮑林想要找到一位像愛因斯坦那樣的父親式人物的話，那麼施韋策顯然不夠格。

他和愛娃又從非洲直接赴廣島，去參加第五屆禁止原子彈和氫彈世界大會。會上，鮑林作了主題發言，題目是：“我們的選擇：在原子彈下死亡，還是要世界法律”。鮑林利用自己在世界上不斷提高的威望，倡議發表一篇簡短的宣告，概括介紹大會關心的問題，以易於公眾的瞭解。

但是，他這種牌號的科學和平主義並沒有得到每一個人的響應。廣島呼籲書第一稿是由鮑林起草的，在大會上宣讀時，聽眾中的左翼分子大喊大叫地起鬨，認為它口氣太軟了。接著就發生了長時間七嘴八舌的爭論。有些人要求在檔案中加進一些更加尖銳的詞句，也有一些人贊成鮑林這種以理服人的做法。在大會進行過程中，英國核裁軍運動的激進派代表曾一度走出會場以表示不滿。鮑林根本未料到會出現這麼鬧鬧吵吵的場面，不過，他還是幫助找到了一種折衷的做法，這反映在最後擬定的呼籲書中——其中包括：點名譴責美日安全條約，反對日本裝置核彈頭，等等——呼書得到一致的透過。‘哦們都非常滿意這次會議的結果，“鮑林在隨後寫給羅素的信中這樣說。

正如杜布里奇所說的那樣，鮑林幾乎完全忘了科學研究的事。在這之前的兩年裡，他所作的唯一重要的新研究就是回答有關放射性塵埃的爭論中提出的問題：兩篇刊登在雜誌上的文章論述了碳14和鍶90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另一篇不尋常的文章介紹了長壽與肥胖之間的關係——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擊特勒關於放射性塵埃與身體超重一盎司的危害性相同的結論。其餘的文章全是以前工作的小結、書評，還有為左派刊物撰寫的大量科普性文字，主要是說明核試驗的危害性。

隨著華盛頓當局態度的改變，主流報刊終於開始刊登贊成禁試的文章了。8月下半月，《星期六晚郵》發表了一篇專門的報道，它由兩部分組成，標題為“放射性塵埃：無形的殺手”。這是第一次由一家發行量很大的雜誌正式肯定鮑林和其他反對核試驗的科學家所持的主張，儘管此文仍然認為鮑林的數字大悲觀，並且引述了一些評論家的話稱，鮑林對危害的估計比有關的證據來得高。不過，一系列報道得到了共同的結論：放射性塵埃具有危險性，應當停止核試驗。鮑林本人至少也能把自己源源不斷地向通俗報刊編輯寄去的信件，還有一些較長的文章，見諸於文字，發表在具有自由思想的報刊上。

他廢寢忘食地工作，希望把禁試運動持續進行下去。1959年秋天，他和愛娃先後訪問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從澳大利亞的悉尼到加拿大的薩斯喀徹溫，他向和平團體發表了數十次演說。此時，除了他的講話外，人們也可以經常聽到愛娃的聲音了。她開始單獨發表自己的演說，起先是因為鮑林演說的日程實在排不過來，只好由她去代勞，後來她本人也收到日益增多的邀請，主要是一些婦女團體要她去講話。例如，其中就有和平與自由婦女國際聯盟，這是亞當斯①在1915年創辦的一個和平主義組織。到了1959年，愛娃演說的次數幾乎與她丈夫演說的次數不相上下了，單單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訪問期間，她就發表了三十多次講話。她非常高興地看到，自己已經成為少數幾位公開論述政治問題的婦女之一，而且她還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①亞當斯（Jane　Addams，1860—1935），美國女社會改良家，和平主義者，曾參與制定第一個青少年法庭法和婦女8小時工作制等，1915年擔任海牙國際婦女大會主席，與另一位美國人同獲1931年諾貝爾和平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