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部分(第3/4 頁)

兩個人的日程有時候是由一些作為發起者的團體負責安排的，其中有一個團體名為美國友人服務委員會。該會曾為兩個人的一系列講話巧妙地制定了一攬子計劃。但是，有時卻非常緊張，有好幾次，兩人發現彼此的日程有衝突，愛娃要到一個地方去講演，而鮑林卻要到另一個地方去趕場子。兩個人有時就只能在汽車旅館裡、火車上或者赴約途中的汽車後座上見見面。有一次，他們飛到了紐約，鮑林在卡內基大廳舉行的一次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的大型集會上，作了主題性發言。他們又驅車前往好萊塢，出席電影《海灘上》的全明星首映式，接下來又到格羅曼的中國戲院參加一次在強烈的弧光燈下召開的午夜記者招待會。會上，鮑林和英國小說家赫胥黎①及另外十位被媒介稱為“傑出思想家”的人在一起，討論了有關裁軍的問題。

①赫肯黎（Aldous　Huxley，1894—1963），美籍英國作家，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之孫，寫有詩歌、小說、劇本、文藝評論等。所寫小說被稱為“概念小說”，代表作有《勇敢的新世界》、《針鋒相對》等，1937年移居美國，以後的作品帶有神秘主義的色彩。

懸崖

1959年秋天，日內瓦禁試談判已開始破裂。罪魁禍首是特勒——至少在鮑林和另外一些觀察家的心目中是這樣認為的。似乎在萬事順利的時候，馬上就要簽訂一項全面禁止在空中、海洋和地下進行核試驗的條約了，這位氫彈之父公開了一種至關重要的情況：核試驗可以在一個巨大的地下洞穴中進行而不被人發現。根據一位名叫阿爾伯特·拉特的學者提出的理論，可以用適當大小的洞穴來隱瞞不同能級的爆炸，如用地震儀來測定這種方式的核試驗，其難度則要提高三百倍。媒體將這種理論稱為“大洞論”。由於特勒的支援，大洞論受到高度的重視。後來證明這一理論是正確的——理論上行得通，儘管要挖掘如此巨大的洞穴來隱瞞地下核試驗，費用極昂貴，因而是不大現實的——特勒又將它大吹特吹了一番，進一步談判遇到了嚴重的障礙，核查有沒有違反禁止核試驗條約，一直是非常敏感的問題。而特勒又火上澆油，強調大洞論為蘇聯人提供了迴避核查和檢測的一條新途徑。要將一整套地震儀安裝成萬無一失的系統，所需的花費將是一個天文數。在委派西方核查員人數和允許在他們國土上建立地震觀測站的數目問題上，蘇聯人已經死磨硬纏了很久，現在再要求大量增加，他們是無論如何不會答應的。

禁試談判一旦脫離了軌道，也就停步不前了。俄國人和美國人正在起勁地爭論時，生效了一年的暫停試驗期在不知不覺中過去了。儘管各方都同意將禁試期再延長兩個月，談判也在時斷時續地進行，但這額外的時間解決不了大問題。1959年年底，艾森豪威爾政府宣佈，自願地暫停試驗期已經結束了。

對鮑林來說，這是令人懊喪的新年。1月中旬將重開日內瓦談判，但其基礎已發生動搖；特勒的大洞論已經使全面禁試的談判走入了死衚衕。由於核查地下核試驗有困難，1960年的議題將轉向部分禁止核試驗。這仍可算作在正確方向上邁出的一步——地下試驗釋放的放射性塵埃很少，甚至可以做到一點也沒有——但終究還允許繼續核試驗。對於鮑林和其他主張禁試的人來說，原本可望馬上達到全面禁試的目的，但在最終關頭泡了湯，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年末，鮑林個人也遭到了一次意外的打擊，理查德·李普曼離開了人間。最近幾年裡——鮑林將他僱為助研員，讓他負責精神病專案的研究，也算是幫了這位被列入黑名單的年輕人一個忙——兩個人關係愈來愈密切，政治上休慼與共，科研上也齊心協力。1959年，李普曼成了勞爾德·傑夫勒斯十年前去世以後鮑林最後的朋友。他在聖誕節突然亡故，時年僅47歲，這對鮑林是一重大損失。當然，他像往常一樣，沒有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是，禁試談判發生逆轉，友人英年早逝，鮑林在這雙重打擊下，感到很傷心，思想上處於一種前所未有的苦悶狀態。1960年1月，他和愛娃兩個人退避到他們的大蘇爾牧場。這一次度假，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他冥思苦想，獨自一人待在廚房餐桌旁，靠近那具大木灶；有時則單身躑躅於通向海濱的小道上。

13日，星期六清晨，鮑林對愛娃說，他想要出外散散步，以便檢查一下四周的籬笆。愛娃目望著他大步流星地奔向小山坡。這些小山坐落在小屋南面的海邊上。中午時分他還沒有回來吃中飯，愛娃開始擔心起來了，但仍估摸著他大概忘記時間了。到了傍晚6點鐘，仍不見人影，愛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