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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我們孩子骨骼中鍶90的安全含量是零”。

鮑林心裡想，辭去系主任之職也許並不是壞事。他現在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心裡想說的話了。為了反對核試驗，為了和平的事業，他想要怎樣幹就怎樣幹。事情正在取得實質性進展。他在4月份寫道：“我對發生變化後自己所處的境況感到很高興。”到了6月份，他就感到更加自信樂觀了。“從一年前開始，一切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說道。“一年以前，我提出的一些建議與政府的政策相牴觸，如今，我的感覺絲毫都未變，但這些建議已經成了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朗巴瑞納

鮑林見到過不少總統和總理，也見到過許多哲人和國王，但他還需要見見在他看來是世界上和平和道德最為有力的捍衛者：施韋策。他打算在1959年夏天實現自己這一個願望。

施韋策是一位奇特的人，責任心極強。他出生在法國，具有典型西方文化的背景——研究過巴赫，考證過耶穌的歷史，撰寫了關於康德和基督門徒保羅的幾部專著，取得過神學、音樂、哲學和醫學一共是四門課程的博士學位——他離開了歐洲，放棄了一切榮譽，隻身去法屬赤道幾內亞叢林中一所原始醫院，為救治當地百姓而默默無聞地工作。整整35年裡，他在公眾的視野裡消失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那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傳奇經歷才受到新聞媒體的注意，一夜之間他成了有口皆碑的英雄。施韋策成了人們崇拜的偶像，幫助苦難大眾的“白人奇才”，自願放棄學術功名而投身於基督教服務的聖賢。施韋策在195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後，被人們普遍稱頌為在世最偉大的歐洲人。他贊同的思想必定有無與倫比的威力，有他的署名——比方說，他在鮑林要求結束核試驗的請願書上籤上名——其價值抵得上成千上萬個普通人的簽名。

自從鮑林在1957年徵求施韋策在他的請願書上簽名以來，兩人就核試驗和呼籲禁試等問題一直保持著書信的往來。施韋策曾邀請鮑林去非洲訪問。愛因斯坦的逝世使鮑林失去了一位能夠在道德問題上提供建議和指導的長者；還有誰比聖賢更適合充當這一角色呢？

1959年7月，鮑林夫婦從德國乘飛機抵達朗巴瑞納，這是位於非洲中部的一個小村莊。隨後，他倆轉乘一輛吉普車到達附近一條河流的岸邊，在那裡登上一條獨木舟。兩名船工一面划槳，一面唱歌。小船在河面上飄流了最後幾英里，最終來到了施韋策的醫院。

鮑林夫婦一下子為醫院的原始景象驚呆了：沿著泥濘不堪的小道，零亂地排列著一間間茅舍。煮飯的油煙，豬穢的鬨鬧，鸚鵡的聒噪，孩子的啼哭，好一番異國他鄉的情調。他們看到了經過馴養的巨嘴鳥和猿猴，一個很大的菜園，不遠處，四周全是鬱鬱蔥蔥的叢林，從那裡不斷傳來呱呱的鳥鳴，給人以沉悶的感覺。“這裡的風景非常美，但實在太亂了，”愛娃在日記中寫道。

他倆與施韋策及其下屬人員寒暄了幾句以後，就去其中的一間茅舍招待所裡安頓下來了。看來，每天都有來來往往的客人被安置在這種招待所住宿。鮑林夫婦停留的時間比大多數客人都要長。在接下來整整一個星期中，他們由施韋策手下英俊年輕的醫務主任弗朗克·卡奇普爾作嚮導。在醫院四周兜了一圈，並且參觀了當地病人居住的茅房。他們與醫院的工作人員交談，並與新聞記者、作家、攝影師、國家元首、電影明星以及乘舟前來探幽獵奇的富豪大款們聊天。施韋策把大多數來訪者看作為佔用他時間的累贅；他往往裝著不懂英語以避免無謂的閒談。

但是，鮑林夫婦可不一樣。“在來到朗巴瑞納的所有客人中，鮑林是最感到自由自在的人了，”卡奇普爾說。“對於我們這家非洲叢林醫院的嘈雜、骯髒和混亂，他表現出毫不在意的樣子。”正因為如此，他很快就得到了施韋策的好感。每天下午，他們開始與他和其他員工一起進餐了——愛娃注意到了一種頗具諷刺意味的現象，黑人和白人是分開用餐的——吃過飯以後，他們又待在～起聽施韋策用法語講解一些有關宗教的問題。一個星期後，鮑林應邀作一次飯後的演講，題目是鐮狀細胞貧血症。這種病在當地很流行，但醫院員工對這方面的知識卻非常缺乏。鮑林用漂亮的德語講了45分鐘，給員工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施韋策在大部分時間裡一直在打瞌睡，直到講課快要結束時才醒來，正好有一點時間佈道，他朗讀了使徒保羅的信件。

後來，施韋策開始邀請鮑林到他的住所作私下的交談，每晚一小時左右。他們用德語談論了核試驗。消除放射性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