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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面的人，雖談不上受寵若驚，但確實感動不已，曹雷曾多次聽父親說到毛澤東時，流露出發自肺腑的敬佩之情。關於這次談話的內容，曹先生沒有留下記錄文字，故已無從考證，曹雷只記得父親說過，他對毛主席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從此要收起自由主義的旗號。毛主席說，你不妨更自由主義一點嘛。僅此而已。但有幾點則可以肯定：毛澤東找曹聚仁是要談臺灣問題；是要具體地闡述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針新政策；是希望曹聚仁把話傳進臺灣去。香港報紙披露的曹聚仁回港後積極給蔣經國寫信的情況可以作證。

香港《真報》報道：

幾個月來，傳說中國國民黨和紅色中國將會和談的謠言，傳遍了整個

遠東。在香港，謠言集中於記者曹聚仁的頭上，他著名於既反共亦反對國

民黨。在國民黨被逐出中國大陸之前，他認識國共雙方的許多顯要人士，

並且寫過一本關於蔣經國的書。他相信一個獨立的臺灣是沒有前途的，對

所有中國人來說，最好的事情是國民黨和中共談判而得到一個解決。他從

北京方面得到訊號，他就寫信去給臺北的蔣經國，信內說：“在這一緊急

時間中，我有重要事情告訴你。”他要求蔣經國派出一個彼此熟悉的人士

來香港，他呼籲說：“不要讓這時機溜了過去。”曹氏得不到答覆，他又

寫一封信，催促說：“有很機密的事情要討論”，經過兩個月的沉寂，他

再試探：“某一方面要求我告訴你幾句話，請你謹慎考慮。”“我再要求

你，勿讓這一件大而難得的時機溜走了。”

大事件少不得大記者。　1958年8月和10月，金廈熱戰時刻，曹聚仁又兩度北飛來到北京，均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接見。毛、周故意放話洩露“天機”，將炮擊金門的戰略部署告之一二，於是，才有了《南洋商報》神通廣大提前報道的事情發生。事後，毛澤東在一次內部講話中曾談及此事：我們事先讓曹聚仁這位大記者知道，也要準備他第二日寫成新聞去發表。當天，臺灣即使知道，也不一定信以為真，若信以為真，要做防備工作也來不及了。讓我們的大記者更出名也好。

“也好”二字，道出了毛澤東深層次的思考。筆者一直認為，毛澤東、周恩來於炮戰決策、進行中，兩次邀曹聚仁進京面談，透過曹把核心軍機預先捅了出去，決非可有可無的細節，而是精心設計的一筆。此舉目的，既在提升曹氏“此君確與中共最高層保有聯絡”之知名度，以增加其做臺灣工作的權威性；也在向臺灣示意：我的重大舉措光明磊落，已事先通報，勿怪言之不預也；還在期冀曹氏日後向臺灣解釋我之真正意圖，勿使臺灣理解產生歧義，即中共自1956年提出的“和平解決”誠意未變，“炮擊”實出於被迫無奈，乃為了“以戰促和”，並非重又回到“武力解放”　的方針。唯有如此理解，才能對毛澤東10月6日《告臺灣同胞書》所提“三十六計，和為上計”，“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暫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有正確、深刻的理解。

對《南洋商報》提前一天釋出重大訊息的考證，人們看到了事情後面複雜微妙生動有趣的背景，我也猶如循徑入門、眼前豁然開闊、走進了一處新天地般感到快感。

對中共方面1956－1958年發動的和平攻勢，國民黨方面表面上不為所動，蔣經國站出來對外界所傳“曹聚仁為國共和談牽線搭橋”之說予以闢“謠”：“完全是一派胡言。共產黨是謊言者和魔鬼，我們是不會和魔鬼去談判的”。私底下卻繼續保持與曹氏的鴻雁往來，不願將管道切斷。老蔣甚至幾次三番從海外派人到北京打探訊息，摸中共的底，誰又能武斷地說老爺子從來就不曾動過心思？然而，到底形勢比人強，第三次國共合作並不取決於三幾個決策大人物的良心發現善意思維和大夢頓醒幡然徹悟，而是取決於國際的氣候、實力的對比、利害的權衡，然後再加上國家道德和民族意識的約束，當以上條件均不具備時，“和平解決”只能與五十年代道一聲“再見”。整個的六十至七十年代，大陸先是忍受“三年災害”的煎熬，又不得不面對“中蘇決裂”的考驗，繼而，錯誤的理論導致了長達10年的“天下大亂”，內部棘手的難題堆積如山，那個島嶼的事情只能放在了一邊。臺灣呢，先是重新燃起了“反攻”的慾火，大陸原子彈爆炸的成功和進入聯合國，如同兩盆冰水兜頭淋下，終於迫使他清醒，基本上消弭了“打回老家去”的夢念，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