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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裡有一張報紙，

希望您能留下來，幫我辦好這張報紙。於是，父親便留在贛州，擔任了蔣

經國《正氣日報》社的主筆，把報紙辦得頗有聲色。也就是從那時開始，

父親與蔣經國相識相交；結下了友誼。本來，父親如果六根不淨，凡心未

泯，這是一個加入“太子黨”，在仕途上求發展的好機會，但不管誰來勸

說，　他均堅持“平生只做無冕王”　的原則，堅拒參加國民黨。他稱自己

“並非清高，秉性使然”。

1948年，國民黨敗象百露，父親到了南京。蔣經國去看他，父親對蔣

說：政府非有大的更張，否則難以為繼。蔣經國對他的勸告不置可否，而

國民黨也依然故我，滑向崩潰。父親仰天嘆道：國民黨不亡是無天理！

共產黨勝利，新中國成立，父親是高興和擁護的，但是，要叫他亦步

亦超只能寫讚美歌頌的應景文章，是與他自由主義的個性不相吻合的。此

時艾思奇曾作報告，說：新政權好比一堵牆，知識分子好比一塊磚，磚頭

砌進牆裡，你就是革命隊伍的一分子了，砌不進去呢，便只能把你搬開了。

父親想，我是自由慣了的人。哪堵牆都很難砌進去，不必勞動別人來搬，

我還是乘早去自謀生路吧。1950年，他下決心去了香港。當然，促使他下

決心的還有一個很現實的“民生”問題，一家大小八口人，都靠他來養活，

而他卻已失業了。

父親初到香港，開始很艱難。你既然不願為新中國服務，肯定不是同

路人！這是一個簡單自然的推理，於是，左派們不理睬他。他到香港後發

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我從光明中來》，這是已被赤化的證明，於是，親國

民黨的右派們又組800篇文章圍攻他。　處於夾縫中的父親左右為難，舉步

維艱。然而，正是這種尷尬處境又恰恰強化了他非國非共的獨立撰稿人形

象，他講話發表文章，客觀中立，反而有人聽有人看。

父親人在香港，心繫兩岸，與內地和臺灣的許多高層人士仍保持著通

信聯絡。大概正因為他獨特的事業背景和多邊的人脈關係，使他成為五十

年代溝通兩岸資訊比較合適的人選。

能夠報效祖國，父親十分高興，願效犬馬之勞，他曾說過：我最感痛

心的事情就是國家分裂。但我又最不希望看到用武力的辦法達到統一。兩

邊一旦打起來，臺灣將被夷為平地，大陸沿海城市也將變成廢墟，遭殃的

還是國家和老百姓啊。

1956年7月，　邵力子先生一紙邀請函，把曹聚仁請到了北京。周恩來、陳毅與曹氏同乘遊艇泛舟昆明朗，品茗敘舊誼，煮酒論時局，美景佳境，盡興開顏。周恩來一國總管，公務繁冗，很少以這樣方式見客，此番破例，從而說明了中共高層對曹氏十分看重，寄予厚望，並希望與他建立一種密切親近無拘輕鬆可以無話不談的私人聯絡。

曹聚仁在他的《頤和園一夕談》中，較為詳盡地記敘了他同用恩來的這次難忘的相聚。

記者入京時，恰好在周總理在人民代表大會公開發表和平解放臺灣的

重要演說之後。記者便問到“和平解放”的票面裡的實際價值。周氏說：

“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完全符合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

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

事實。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臺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為什麼

不可以來合作建設呢？我們對臺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

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氏鄭重說到中共政策，

說過什麼，要怎麼做，就怎麼做，從來不用什麼陰謀，玩什麼手法的。中

共決不做挖牆腳一類的事。

周氏的話，只是一種閒談。因為是閒談，所以記者特別看得重要，他

是把胸中要說的話，老老實實說出來了。

1956年10月，曹聚仁二次赴京。這一回，中共方面將接待又升一格：毛澤東推遲了與印尼總統蘇加諾會見的時間，在中南海恭候。曹聚仁是見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