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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原則地應變，叫做“以不變應萬變”。變來變去都不致叛離原則，稱為“萬變不離其宗”。一旦偏離既有的原則，便成為“離經叛道”，為君子所不為，所以中國人必須“持經達變”，卻千萬不可以亂變。“經”是方的，規規矩矩，實實在在，方方正正。“權”就是“變”，要變得圓滿，才有資格成為“變通”，所以是圓的，千變萬化，卻能夠圓融、圓通、圓滿，變得“面面俱到”，使“大家都有面子”。�

這種“內方外圓”，看起來很像“孔方兄”，難怪中國人十分喜歡。方形的經，被圓形的權所隱蔽，形成和西方人相反的包裝哲學。人家請求的是“把亂七八糟的東西，規規矩矩地包裝起來”，我們則擅長“把方方正正的東西，故意包裝得亂七八糟”。�

中國人為了明哲保身，預防“君子可欺以其方”，深知原則一旦明白表現出來，為他人所識破，就很容易被他人所掌握而不利於自己。我們善於隱藏自己的原則，不喜歡明說，其實是“自留餘地”，不願意“作繭自縛”，把自己緊緊地套牢，動彈不得。中國人明白說出來的原則，多半彈性很大，簡直說了等於沒有說，令人聽了覺得含混不清，不容易弄清楚，便是這種緣由。�

我們非常歡迎“透明化”、“檯面化”、“明確化”，但這是用來要求別人的。因為別人越透明，一切檯面化，我們越容易瞭解，越方便加以掌握；別人越明確化，對我們越有利。說起來這種期望，多少有一些不懷好意，希望藉著別人的透明化、檯面化和明確化，來增加自己的勝算，降低自己的風險，當然樂得如此。�

現代以“法”代“經”，法律條文變成大家不可違犯的原則。但是中國人觀念，仍然“理大於法”，“理的層次比法高”，喜歡“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衡情論理”，所以表現出來的，仍舊是比較圓滿的情理，而不是不近人情的法。�

仔細觀察中國人的習性，不難發現“當一箇中國人有道理的時候，他喜歡講道理，而不提法律條文；當一箇中國人覺得自己沒有什麼道理的時候，他就開始引用法律條文，企圖以合法來掩飾自己的無理或不合理；當一箇中國人知道自己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時候，他便胡亂罵人，想要以潑婦罵街的方式，來獲得同情或鄉愿式的和稀泥以求自保”。�

過去我們一直認為如此行為，根本不合乎“現代化”的要求，既然和西方人不一樣，就應該趕快加以改變。現在我們經濟發展恢復自信心，是不是應該重新來思考自己的傳統呢？�

有法中無法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一種是“權與經反”，變得偏離原則，已經屬於離經叛道；一種則是“權不離經”，變得一點兒也不離譜，十分合理。前者稱為“投機取巧”，後者則為“隨機應變”。中國人應該“隨機應變”，卻絕對不可以“投機取巧”。不幸的是，現代中國人分不清楚這兩者的關係，只一味地把自己的“有法中無法”看做“隨機應變”，把別人的“有法中無法”一律視為“投機取巧”，因而忿忿不平，自認為相當委屈。

權不離經並不限定要內方外圓，有些情況還需要外方內圓，只要四個切點都在，便不能斥為離譜。同樣的道理，離經叛道也不一定要權與經反。有時候原則偏離得太遠，即使不算相反，也已經十分離譜，形同亂變了。

有法，便一切依法。若是不合理，大家會服氣嗎？大家不是希望有一些變通，以求更加合情合理嗎？為什麼稍有變動，便指責為特權、有法中無法呢？�

人是活的，法卻是死的。死的法律條文，需要活的人來執行，因為活的人才有腦筋可以衡情論理，而不是刻板地、不動腦筋地、公事公辦地死守法律條文臺灣“立法院”天天打架，不立法，難道“行政院”就要苦等法出爐後才去執行嗎？行政院明知無法可依，或者原有法令已經不合時宜，仍然天天上班，辦很多事情，所做的便是“有法中無法”，這有什麼不對？不然我們怎麼辦？可見中國人只要確實把握“隨機應變”的精神，全力根絕“投機取巧”的心態，就不用害怕“有法中無法”。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態第四節 以互動主義為哲學基礎（1）

美國式管理的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把每一個組織成員都當做一個獨立的個體，分別賦予權力和責任，稱之為權責分明，個別給予報酬，並且建立同工同酬的制度，以求對每一成員，都能夠一視同仁，賦予平等的地位。個人與個人之間，用契約來規範，依規定來運作。同時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