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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犯，總要依法殺一些。現在總的表現是手軟。判死刑也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④鄧小平還是一位外交天才。在處理對外事務方面，他突破了毛的思想與做法。對於全球能否繼續保持和平，他持比較樂觀的態度；在談到中國對解決地區衝突與內部衝突的態度時，他主張用和平的手段加以解決，而不是一味地強調革命；在談到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時，他主張“對外開放”，而不是自給自足。他也放棄了列寧主義的一些觀點，指出南北雙方建立經濟關係，不但不會引發戰爭，反而會造成彼此的相互依賴，促進雙方的友好合作。

雖然，在1978年以後的幾年當中，鄧在口頭上依然支援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的理論，但從他分析問題的方法與行動看，他對這一理論的興趣越來越淡了，到了最後，他甚至不再提及這一理論。他的談話更像某個正宗的西方外交家的傳統觀點。他說，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交往的目的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安全和增加自己的財富。

鄧小平認為，80年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依然來自蘇聯。但這種威脅已不是入侵中國或使用原於彈，而是對中國實施戰略包圍。1979年聖誕節，蘇聯出兵阿富汗，並在短短几天之內，投入了十萬多兵力。80年代初，越南甚至更偏向蘇聯，它提供了兩個港口供蘇聯太平洋艦隊使用。在鄧小平看來，這是“霸權主義”行徑，也就是蘇聯的進攻政策，目的在於建立蘇聯在亞洲地區的霸權力量，削弱美國和中國的力量。

由於中國已恢復了法律和秩序，經濟改革也進行得很順利，另外鄧認為蘇聯的對外擴張已到了極限，因此，他深信，中國已比以往要強大一些了，不必再過分依賴美國了。恰好這時，美國對臺灣要求軍事援助又持新的同情態度，所以中美關係一度陷入了緊張狀態。這是從1981年1月里根就職到1982年8月中美雙方就禁止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達成協議為止。

中美雙方就上述問題所進行的談判共持續了六個月，最後達成了一項措辭嚴厲的協議。在此期間，中國方面多次批評了美國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臺政策。這一協定構成了中美關係的新框架。在這一框架內，中美關係不再取決於中蘇關係或美蘇關係，而是基於中美雙方的實質利益，它給了中美雙方，尤其是中國更大的自由活動空間。但也使得中國在以後要注意保持兩方的平衡：一個是要想保持政治上的獨立，那麼勢必經濟的發展速度就要放慢，而要想加速經濟發展，在政治上就要更多地依賴美國。另一個是實行開放政策，勢必就要面對西方的思想觀念，這可能會導致政治上不穩定，而關起門來，就無法接觸西方的科技知識。從1982年以來，中共一直努力保持兩方面的平衡。

與此同時，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國也向兩個超級大國提出了要求。關於中蘇關係正常化，中國提出了三個條件：減少蘇聯在中蘇邊界與外蒙方的駐軍；蘇聯從阿富汗撤軍；放棄對越南的政治軍事援助。隨著國際形勢及蘇聯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沒有做什麼，上述三個問題就得到了解決。

中國對美國的要求是嚴格遵循有關中美關係的三個檔案，即1972年周恩來與基辛格簽訂的上海聯合公報；1978年和1982年分別簽訂的中美關係正常化公（由於美國總統尼克松的首次訪華，中美雙方正式簽署了這一檔案。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只是中國的一個省。並確認了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原注）報和禁止向臺灣出售武器的協定。對於強迫美國遵守這三個檔案，中國並沒有太多的辦法。但同樣，美國的決策者也不能忽視他們的要求。因為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而且，她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在國際事務中是不能忽視的。

鄧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態度既不是四海一家，也不是單純仇外。他歡迎所有的來訪者，但並不以為他們比自己的人民更有道德或更有智慧。他與外賓談話時，有時候會很強硬甚至不客氣，但有時也很幽默。1986年10月他歡迎來訪的英國女王時說：“感謝你大老遠跑來看我這位中國老頭子。”

毛澤東是一位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但他對收回香港和澳門這兩塊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缺少興趣。他只是偶爾輕蔑地提一提香港報紙對中國政治的報道。但他並沒有制訂計劃，要收回這兩塊地方。

1967年夏天，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北京和廣東的激進派給香港的工會首領下達命令，要他們起來反抗殖民政府，以此引發香港的勞工罷工，使香港陷於混亂。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