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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伯虎的傳奇愛情，被馮夢龍寫在《警世恆言》裡，題作《唐解元一笑姻緣》。後來，民間好事者大約覺得一笑太淺，慢慢衍為三笑，把對文士的調侃敷衍得更深更濃。明朝計程車人文化凋敝如月落，惟有民的文學如漫天星斗般繁衍興旺。馮夢龍是可愛的人，他看出唐伯虎的不羈，杜十孃的剛烈，落筆寫他們，他用士的本領把民的文學記錄下來。

正是有馮夢龍這樣的讀書人，明朝兩百多年的文壇，才不至於一片晦暗。自古好的東西，如《詩經》，它的流傳也是因為士和民的共同努力；因為人的意志努力，而不僅僅天意，所以我們千年後的每個夜晚才能不寂寞。

很多事冥冥間自有天意，就像秋香對唐寅的一笑，多少緣分巧合，誰料得清？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唐伯虎沒有一點風流本色，君子不敢求淑女，那麼，這段愛情就永遠不會有機會成為傳奇。

愛一個人，倘若沒有求的勇氣，就像沒有翅膀不能飛越滄海。除非，甘心就此放你離開，否則，還是去君子好逑吧。

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

我們幾乎可以認定，“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詩經》裡可以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媲美的著名詩句。

一個是庶民的誓言，一個是庶民在對心儀的女子求愛，一個憂傷，一個愉悅，卻都是非常樸直的表達。先秦的人活得更接近大自然天性，高興了就唱，不高興也唱。中國最早的詩歌不是四平八穩寫在紙上的，而是唱出來的，飛流直下三千尺般的跌宕起伏，珠玉落銀盤似

的清脆響亮。

我們常常看見，電視劇裡一些稚童，在學堂裡搖頭晃腦念“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可愛樣子。男女相悅是如此的天經地義。《詩經》傳達的本就應該是這樣發自心芽的喜悅或是憂傷，而不是後來被朱熹注的汙七八糟，“一顆紅心向太陽”式的教條版《詩經》。

朱熹這個人曲解詩意，我是非常不喜歡他的。開篇就將庶民求歡的《關雎》曲解為歌頌后妃之德，凡是涉及男女之愛，他都斥之為“淫”，又一再將自己的學術意志強加於一本天性自在灑脫的書，好比將一隻遨遊碧天的鳳凰圈養成供人取樂獻媚的山雞，舞姿再高妙，都已失去最初的翩然仙氣。

幸而，《擊鼓》未被荼毒。研究“詩”的學者，幾乎沒有異議地認定它是一首說“戍卒思歸不得”的詩。一個被迫參加戰爭戍守邊疆計程車兵，含淚唱出愛情的誓約。換言之，它是一首“反戰詩”。

魯隱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夏，衛聯合陳、宋、蔡共同伐鄭。“擊鼓其鏜，踴躍用兵。”詩的開頭，一場戰爭打響，他是那個主戰國隊伍裡的一個普通小兵，跟隨他們的將領孫子仲，踏上茫茫的征途。

但是這次，不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面臨侵略時，子民必須承擔的責任，只是君主之間的窮兵黷武，爭權奪利。

戰爭，征服的慾望好像一個巨大的旋渦，以無法抗拒的力量，將所有無辜的人席捲入內。當北宋的范仲淹寫下“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時，心情想必是晦暗蕭瑟的。他一定想到過放棄，逃離，甚至，有一瞬他想要有一種力量去解放這些身處旋渦裡的人，也解放他自己。大家逃了吧，散了吧，這四面邊聲連角起，長河落日孤城閉，大雁的哀號，連營的號角，是如此的摧人心肝！

可惜，他無能為力。每個人都無法逃脫，從將領到士兵，所有的人都是受害人，需要背井離鄉，告別家人，將自己放逐到千里之外。而死亡，那本就不能確定何時出現的流星，在戰場上，更可能隨時隕落。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如何的依依不捨都將離去。你能夠了解嗎，我非常羨慕那些能為我們的王挖土築城的人。是的！他們的確是非常辛苦，但是，當他們從天沒亮，做工做到夜晚，覺得非常勞累的時候，他們能夠回家。他們有家可歸。

即使，即使……每天吃的只是野菜粗糧，那碗野菜湯也是他的女兒去採摘，他的妻子細細地洗過，他的兒子清晨去砍柴，他的母親守在灶臺邊添柴加火。一家人一起用力，熬出這碗濃湯，然後耐心地煨著，在夜幕降臨的時候，點著燭火等他歸來品嚐。

你知道嗎？他們再苦再累，畢竟可以留在故土，每天可以見到家人，喝一碗野菜湯，就是死了，魂魄也能安然。而我，必須要遠涉千里，去赴那死亡的盛宴。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

或許，有幸我可以不死吧。可那時我已經白了鬢髮，像道路邊老了春心的楊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