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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興趣。這就使我們對蘇維埃制度從政治、經濟、軍事到文化都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看到了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輪廓。“維經斯基這個人工作很細緻。他來了之後，除了開座談會，介紹蘇俄情況，瞭解中國情況，還找人個別談話。透過個別談話，可以瞭解座談會上不易得到的情況。他是一個有知識、有工作經驗的人，對大家提出的問題，回答得恰如其分。他的英文、德文很好，能用英語直接與同學談話。他對中國的歷史、中國的問題頗有研究。關於五四運動，他問得很詳細；對帝國主義和中國軍閥相互勾結的情況看得也清楚；對五四運動、辛亥革命以前我國的歷史也很熟。他同李大釗先生談得很融洽，對李大釗先生評價很高。他在座談會上曾暗示說，你們在座的同學參加了五四運動，又在研究馬克思學說，你們都是當前中國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勵在座的人，要好好學習，要了解蘇俄十月革命，正因為如此，中國應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我們認為他談的這些話，很符合我們的心願。我個人體會，透過他的談話，我們對十月革命，對蘇維埃制度，對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維經斯基對李大釗所講的最後一句話“中國應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是最為重要的話，使李大釗不禁記起一個多月前坐在那輛奔往天津的騾車上，他和陳獨秀關於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那次悄聲長談。維經斯基的見解，與“北李南陳”的心願不謀而合！“維經斯基先生，你要了解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不可不去上海訪問陳獨秀先生。他是《新青年》雜誌創始人、主編。”李大釗說道。“李先生，我也早已聽說陳獨秀先生的大名，不知您能否代為介紹？”維經斯基趕緊說道。“行，行。我寫一封親筆信給他，你帶在身邊。他看了信，就會願意接受你的採訪。”由於維經斯基一直是以記者的身份跟李大釗接觸，所以李大釗這麼說道。

李大釗拿起毛筆，當即揮就一封信，交給了維經斯基。

李大釗的這封信如今已無從尋覓。據當時的李大釗的學生張國燾後來回憶：“李大釗先生介紹維經斯基、楊明齋去會晤陳獨秀先生，似乎並不知道他們的秘密使命。因為李大釗先生和維經斯基後來都沒有說過他們之間有過甚麼初步的商談。大概李真的以為維經斯基是一位新聞記者。維氏與陳獨秀先生在初步接觸時，尚隱藏著他的真實身份。似乎也可以推知李當時的介紹信只是泛泛的。”張國燾也未親眼見過那封介紹信，只是“推知”而已。他的回憶，僅供參考罷了。帶著“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這一重要而秘密的使命，維經斯基決定前往上海。他的妻子庫茲涅佐娃、翻譯楊明齋以及那位從海參崴趕來的薩赫揚諾娃，與他同行，共赴上海。

馬馬耶夫夫婦仍留住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繼續跟李大釗保持聯絡。那位來自哈爾濱的斯托揚諾維奇也去上海。一九二○年秋經北京的黃凌霜介紹，前往廣州，住在東山，以“遠東共和國電訊社記者”的身份發表了許多關於中國革命的報道。就在維經斯基一行離開北京不久，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的另一領導人維廉斯基·西比利亞可夫抵達北京。他和斯托揚諾維奇一樣，也以“遠東共和國”的名義在中國活動。“遠東共和國”是在一九二○年四月六日宣告成立的，所轄區域包括蘇俄整個遠東地區，首都設在赤塔。它在形式上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實際上是由俄共（布）領導。列寧建立遠東共和國，為的是在遠東建立一個緩衝國，便於同協約國打交道。一九二二年冬，當紅軍把日軍全部趕出遠東之後，遠東共和國併入了蘇俄。維廉斯基是以“遠東共和國優林外交使團秘書”的身份在北京進行活動。

維廉斯基曾召集北京的俄共（布）黨員，開了一次秘密會議。維廉斯基在會上很明確地指出：“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已經具備客觀條件。”《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一年第六、七期。又見楊雲若、楊奎松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此後，維廉斯基在中國工作多年，出任蘇俄駐北京的帕依克斯使團顧問。俄共（布）及共產國際從不同途徑派出各種身份的人物來華活動，表明了他們對於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無比關切。

第三部分：醞釀三益裡的四枝筆投奔陳獨秀　1

且說陳獨秀在陰曆除夕——二月十九日下了那艘掛著“洋旗”的船，躲掉警察的追捕，終於踏上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鬆了一口氣。這一回悄然潛逃，上海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光臨。他叫了一輛黃包車，下榻於並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連日奔波，受了風寒，他有點不適。稍事休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