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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明齋首先“採訪”的是號稱“中國通”的波列伏依。他來到了離王府井大街不遠的北京大學，跟這位在那裡任教的俄語教授用俄語交談著——雖說他們也可以用漢語交談，但是那時北京城裡懂俄語的畢竟不多，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鮑立維”，又叫“柏烈偉”。在海參崴長大的他，常跟那兒的中國人打交道，會講漢語，懂中文。他居然研究起中國的《詩經》來，成了一位漢學家。一九一八年下半年，他從海參崴來到天津，住在“特別一區”。臺灣王健民先生著《中國共產黨史稿》一書稱他是“第三國際駐天津文化聯絡員”，那是不準確的。他不是俄共（布）黨員，而是白俄，當然也就不可能是“第三國際駐天津文化聯絡員”。不過，他傾向革命，與俄共（布）的許多朋友有著友誼和聯絡。他來到天津之後，確實跟北京、上海、天津的許多進步文化人進行聯絡。他既會講俄語，又會講漢語，成了溝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國進步文化人之間的橋樑。

鮑立維對《新青年》雜誌非常注意，每期必讀。理所當然，他注意起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大名。去北京的時候，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裡跟李大釗談得非常投機。他送給李大釗一些來自莫斯科的關於馬列主義的小冊子，使李大釗十分高興。布哈林著的《共產主義ABC》英文字，便是其中的一本。於是，李大釗介紹鮑立維到北京大學擔任俄語教員，並編纂《俄華辭典》。楊明齋拜訪了鮑立維，說是蘇俄《生活報》記者維經斯基希望報道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鮑立維伸出了左手的大拇指說：“李大釗！”又馬上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說：“陳獨秀！”鮑立維向楊明齋說起了北京大學，說起了《新青年》，說起了去年發生的五四運動，說起了“北李南陳”……這位貨真價實的“中國通”十分準確地勾畫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簡貌，使楊明齋心中有了底。因為他和維經斯基“初來中國的時候，對於中國情形十分陌生。他們的使命是要聯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但不知找誰是好”《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黨“一大”前後》，見《“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一二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楊明齋又去拜訪北京大學另一位俄籍教員阿列克塞·伊凡諾維奇·伊凡諾夫。此人也是一位“中國通”。他的中文名字叫“伊鳳閣”，又叫“伊文”。他也是漢學家，精通中文，而且比鮑立維來華更早。伊鳳閣所介紹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情況，大致跟鮑立維差不多，他同樣提到了“北李南陳”。維經斯基決定訪問“北李南陳”。陳獨秀已經出走上海，他就請鮑立維、伊鳳閣介紹，前往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室訪問李大釗。

這是俄共（布）使者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人物李大釗的第一次正式接觸。三十一歲的李大釗比維經斯基大四歲。當時在場的李大釗的二十四歲的學生羅章龍，如今這樣回憶往事：“李大釗是北大教授兼圖書館館長，他在當時寫下了不少水平很高、語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傳馬列主義的文章數他的最多，他公開讚揚十月革命，是我國最早宣揚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時，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維經斯基到北大會見李大釗是很自然的事。“維經斯基訪問李大釗也不是盲目而來，而是事先做了些準備工作。首先維經斯基瞭解到李大釗先生是贊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釗見面談了一席話之後，便要求見見參加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同學。這樣大釗先生就找了幾個同學和維經斯基見面。人數不多，其中有我和張國燾、李梅羹、劉仁靜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我們同維經斯基見面的談話會，是在圖書館舉行的。會上，他首先介紹了十月革命。他還帶來一些書刊，如《國際》、《震撼世界的十天》（引者注：即美國記者約翰·裡德的長篇報告文學）等。

第三部分：醞釀喬裝的“新聞記者”訪問李大釗　2

後者是美國記者介紹十月革命的英文書。他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帶的書，除俄文版外，還有英文、德文版本。維經斯基在會上還詳細介紹了蘇俄的各項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業、礦山、銀行等收歸國有的政策，工廠實行工人監督與管理，蘇俄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管理全國經濟工作的制度，列寧提出的電氣化的宏偉規劃等。他還講到蘇俄在十月革命勝利後，面臨種種困難，為了解決困難，不得不臨時實行軍事共產主義、餘糧徵集制等等。這次談話內容相當廣泛。當時我們很想了解十月革命，瞭解革命後的俄國，他談的這些情況，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