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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朝五馬路（今廣東路）踱去。在五馬路棋盤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兩開間的中德藥店。一年前，這裡改換門庭，掛上了“亞東圖書館”五個正楷大字，裝上了四扇玻璃門。門口一塊小招牌上寫著：“經理北京大學出版書籍，發售圖書雜誌儀器文具。”西邊的玻璃大櫥窗裡，陳列著《新青年》樣本，還有錢玄同的《文字學音篇》，楊昌濟著《西洋倫理學史》、《倫理學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編印度哲學概論》等書。

陳獨秀見到這些書，不由得感到分外親切。推門進去，店堂里正坐著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館的汪孟鄒。一見陳獨秀突然出現在面前，汪孟鄒驚叫一聲：“仲甫兄！”陳獨秀朝他搖了搖手，汪孟鄒會意，馬上帶他上樓，細細敘談。

汪孟鄒和陳獨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一八九七年，汪孟鄒入南京江南陸師學堂求學以前，兩人便已密切交往，後來汪孟鄒成為有名的出版商，並與陳獨秀結為莫逆之交。一九一三年，汪孟鄒聽從陳獨秀的主意，到上海開辦書店——也就是亞東圖書館。

起初，亞東圖書館坐落在四馬路的小弄堂惠福裡。陳獨秀以為縮在弄堂裡，幹不成大事。於是，汪孟鄒鼓起勇氣，盤下中德藥店的房子，總算上了大馬路。亞東圖書館成了陳獨秀在上海的一個據點。這家書店“經理北京大學出版書籍”，便全然由於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關係。這一回，已經被免除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一職的陳獨秀，在亞東圖書館樓上，跟汪孟鄒說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後的計劃：到廣州去！在陳獨秀看來，“廣東人民性質活潑勇健，其受腐敗空氣薰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現在之想，改造廣州社會，或輕易於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無窮希望也。”《民國日報》一九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邀請陳獨秀去廣州的是章士釗和汪精衛，到那裡籌建西南大學。因此，這次陳獨秀只是途經上海，小住數日罷了。在惠中旅舍住了幾天，北京警方似乎並沒有派人追捕，陳獨秀就搬到亞東圖書館來住。樓上有四間房，陳獨秀和汪孟鄒相鄰而居，有時聊天，有時看書，不像在旅館裡那麼寂寞。就在陳獨秀託汪孟鄒購買赴穗船票之際，忽於三月五日接章士釗從廣州打來電報，說是因廣州政潮突起，不宜辦校，校址還是設在上海為宜，他和汪精衛不日來滬面商。陰差陽錯，原本只是路過上海的陳獨秀，也就在滬滯留了。亞東圖書館人來人往，非長住之地。何況陳獨秀倉皇離京，家眷尚在箭桿衚衕居住，不知那在屋前站崗的警察如何對待他的家眷。陳獨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靜的住所，接來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編輯部從北京遷回上海。汪孟鄒給陳獨秀出了個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館正空著——他被委任為“鄂西靖國軍總司令”、“長江上游招討使”，攜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館去？柏文蔚，當年的安徽都督，陳獨秀是他的秘書長——“武有柏，文有陳”。陳獨秀如今要住進柏文蔚的公館，柏家當然一口應承。柏公館在何處？那便是本書小引中寫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個目標——環龍路老漁陽裡二號（今南昌路一百弄二號）。那裡是法租界。

這是一幢一樓一底的石庫門房子。樓上成了陳獨秀的臥室。那兒，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張考究的大銅床、一隻紅木櫃、一張大書桌，現在都由陳獨秀使用。樓下的客堂間，也就成了陳獨秀的會客室。陳獨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的箭桿衚衕的家，高朋滿座，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是那裡的常客。

眼下，本來頗為冷落的柏公館，由於陳獨秀的到來，變得熱鬧起來。常常坐著自己專用的黃包車來的，是《民國日報》經理兼總編、副刊《覺悟》主編邵力子。《覺悟》副刊在當時頗有影響，與北京《晨報》的副刊、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號稱全國“三大副刊”。《覺悟》副刊登過陳獨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邵力子的家，離環龍路不太遠——法租界白爾路三益裡五號（今西門路泰和坊）。“三益裡”是因王姓三人出資建造的，“三人得益”，故名三益裡。邵力子是個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輛黃包車，總是來去匆匆。他在陳獨秀那裡坐了片刻，便要離去。他的雜務實在太多，不光是那張《民國日報》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學校發表演說。他甚至還擔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聯合會會長之職，要參加上海市馬路商界聯合會總會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國民黨黨員。然而，他卻傾向激進，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曾在《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上發表《主義與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