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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決策還未被最後決定。

一月二十七日，我將他們的備忘錄轉交給了約翰·F·肯尼迪總統，並附上了一個簡短的意見：“目前，我們在南越的（訓練）專案尚未提供足夠的經驗，因此，我不打算批准他們的建議。”

一九六二年最初的幾個月中，我們逐步理清了國防部各項事務的頭緒，而越南問題則遠遠不是最大的問題。但是，並不像許多其它的問題那樣——我將它們交給羅斯韋爾·L·吉爾帕特里克處理，而是親自承擔起處理越南問題的責任。這樣做的答案只有一個：儘管只是作為顧問，但是，這畢竟是美國捲入戰爭的唯一地區。我深感對此事負有極為重大的責任，因此盡我全身之精力投入了這項事務之中。這最終導致了人們“麥克納馬拉的越南戰爭”的說法。

一九六二年，隨著我與南越接觸的加深，我結識了它的領袖吳庭豔總統。我們一起在他的辦公室裡開了幾次冗長的會議，辦公室設在嘉龍宮（音譯）中，天花板上吊著嗡嗡做響的電扇，房沿上伸出金光燦燦的飛簷。我們以為，吳庭豔的意圖是將人民帶入民主和自由的制度之中。五十年代早期，他曾在新澤西的一所天主教神學院中學習，這似乎是他接受了西方價值觀念的有力證明。然而，隨著我們對事物瞭解的加深，我們逐漸意識到事實並非如此。無論是吳庭豔和他周圍的人，還是他所建立的政治結構，都缺乏與南越人民的直接聯絡，他也從未試圖加強過這種聯絡。我們對他的判斷完全走入了誤區。

由於他沉默寡言、不善交流，以及文化背景上的差異，吳庭豔在我眼裡完全是一個難解之謎，事實上，每位見過他的美國人都有與我相同的感覺。從外表上看，他顯得專制獨裁、多疑多慮、吞吞吐吐，並高高凌駕於人民之上。我實在無法理解他的內心世界。

據說吳氏從不與女性交往：他從未結婚，並被認為，從未有過性的經歷。但是，他最親近的人物之一則是他弟弟的妻子儒夫人。她雖然嫁給了吳庭豔那位擅長權術、頗有勢力的兄弟吳庭儒，但實際上也扮演著吳庭豔妻子的角色。每天工作之後，儒夫人給予吳氏安慰，消除了他的緊張，並時常與他爭辯一些問題，顯而易見，在他的思路和想法中包含了許多儒夫人的意見。當然，對於具體的內容，我仍然是一無所知了。甚至，時至今日，我也無法搞明白，對於其國家和人民的未來，吳庭豔究竟考慮到了一些什麼樣的長遠目標。

就像絕大多數來到過這個國家的美國人一樣，甚至按照我的推測也包括許多的越南人，在我的眼裡，儒夫人聰明、堅強、漂亮，但也兇暴殘忍、詭計多端——簡直就是一個十足的巫婆。

儘管，我們察覺到了這些印象的侷限性，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仍然接受了社會對吳庭豔的一般看法，例如，一九五九年《新聞週刊》就稱他為“自由亞洲最富才能的領袖之一。”政府中的訊息靈通人士，包括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他是一位前任的東亞歷史學教授，也對吳氏進行了高度的讚揚，因為，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中，他成功地將國家引向了獨立。“這一時期”，邁克·曼斯菲爾德在一九六三年寫道，“在阻止南越完全崩潰和引進新的秩序，以及制止動亂和陰謀，清除無處不有的腐敗方面，他個人的膽略、正直、果斷和貨真價實的民族主義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

吳庭豔的確完成了非凡的業績，他排除了宗教和政治信仰上的巨大差異，努力建立起一個國家，而這一切又是在北越虎視眈眈的壓力下完成的。這正是我們信任他的根本所在。

他也的確存在著不足，甚至非常明顯，但我和其他人都相信，即使任用一位比吳庭豔更傑出的人才，其前景也未必就十分樂觀。

然而，我們對吳庭豔總統所做的判斷究竟是否是正確的呢？我們對所面臨問題的看法是否可靠呢？我們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否會成功呢？當我們置身於一個陌生的國度之中，我們不懂這裡的語言與文化，我們與他們之間存在著歷史、價值觀念和政治傳統上的根本差異，而我們卻要與這個民族並肩作戰，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進行判斷呢？諸如此類的問題像一堆亂麻一樣，塞進了我們的頭腦，現成的答案是沒有的。

我們從越南收到了一些資訊，但是，我們——我、總統、麥喬治·邦迪、迪安·臘斯克和馬克斯威爾·泰勒——無人對此表示滿意。當然，我們要求得到有關軍事行動的情況報告。並且，我們也如飢似渴地閱讀著那些分析材料，我們駐西貢的大使館洪水般地送來了這類材料。很早之前，我們就決定，需要定期召開華盛頓和駐西貢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