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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軍官之間的會議，以共同協商問題的解決。這樣，從一九六一年底開始，我就頻繁地前往夏威夷和南越。

夏威夷會議在太平洋美軍司令部舉行，這裡可以俯瞰整個珍珠港。約有來自華盛頓、西貢和夏威夷的軍界和政界的五六十人將聚集在一間洞穴式的會議室裡，來聽取一長串的情況彙報。這裡十分擁擠，日程又安排得十分緊張，這使人很難將注意力集中在具體問題上，也妨礙了我們聽取報告的真實內容和富於見解的建議。

無獨有偶，我們在越南的會議也有相似的情形。會議在美軍司令部舉行，最初是在西貢鬧市區巴斯德街上的一家飯店裡，這裡曾是殖民時期的一家旅館，後經過了改建。後來會議又挪到了城市的西郊，在新山一空軍基地舉行。由於越共對會議地點了如指掌，所以他們常常對會議進行襲擊。一次，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他們在一座橋下安置了地雷，企圖暗殺我，因為，他們獲悉，該橋將是我前往西貢的必經之路。

南越警察發現了這一行動，並在我即將透過這裡之前，引爆了地雷。

後來，一些評論者對我們熱衷於這類會議進行了百般指責，但他們卻沒有意識到，這是我們獲取資訊的唯一渠道。儘管資訊遠遠不夠完善，但夏威夷和越南的會議卻給了我們機會，讓我們將總統的想法和目標從華盛頓傳送給在越南的同僚們，同樣，也使他們能夠就未來的行動提出報告和建議。如果沒有這樣的會議，我們的情況將會更糟糕的。對此，我至今仍堅信不移。

從華盛頓奔赴會議地點時，我們乘坐著一架後來被人們戲稱為“貧窮者707”的飛機。就任部長之後，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國防部公務中配備的幾架專用飛機，我們沒有必要使用這些高檔的飛機，這包括一架三等的“空軍一號”和幾架體積不大但卻價格昂貴的洛克希德飛機。作為這些飛機的替代，我指示喬治·S·布朗准將（我的軍事助理，他後來成為了空軍首領，並最終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席），去設計幾個造價在兩萬美元以內的座位，當高階人員需乘坐飛機執行特殊公務時，這些座位可以臨時安裝在一架運輸機上，以供使用。

這架運輸機是由一架KC—135運油機改裝而成的，它被裝備上機翼燃料箱，這樣，其飛行長度幾乎可以從世界上任何地點中間不作停留地飛到另一地點。在747型面世很早以前，它就能不停頓地從巴黎飛往西貢，並可在只停留一次的情況下，從西貢飛到華盛頓。

這種飛機也有一大缺陷：它沒有隔音裝置，但我還是拒絕花錢去安裝它。因此，在機上談話是非常困難的，好在與我經常同行的侶伴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助理國務卿W·埃夫里爾·哈里曼都患有輕微的耳聾，即使有隔音裝置，他們也不願過多地交談，這種情況恰好為他們靜靜地坐著提供了藉口。

後來，我放鬆了某些方面的支出限制，我們也有了經費，在飛機上安裝了幾個床鋪、一張秘書用的辦公桌、以及其它的裝置。從那以後，每當晚間我們從西貢或火奴魯魯起飛後，我們就可以吃晚飯，寫出給總統的報告，並在我們睡覺時由秘書將它列印出來，這樣，在次日我們返回華盛頓後，即可將報告交給總統。

旅行的安排非常緊湊。以夏威夷會議為例，我將於星期日下午離開華盛頓，經過九到十個小時的飛行，於當地時間午夜之前到達火奴魯魯，星期一整天的時間，我都將與太平洋美軍司令部和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的司令們進行會議，我們於星期一晚上啟程，睡覺是在旅途中進行的，然後，於星期二早晨向總統彙報。

博比·肯尼迪告訴他的兄弟，這一時間安排簡直是在置我於死地。這樣，總統敦促我偶爾抽出一天時間來，可以帶著瑪格麗特，使用他的“空軍一號”專機，去一處豪華的別墅放鬆一下。這些別墅設在懷基基海濱的魯西堡，是軍隊用來接待最高層人員和高階貴賓的。我只這樣做了一次。結果，《華盛頓郵報》的德魯·皮爾遜專欄披露了此事，全國各報又競相轉載，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部長濫用國家資產供自己享樂的醜事成為風靡一時的新聞。我們只好返回到那架“貧窮者707”上去。

如我所言，夏威夷和南越之行給我和我的助手們創造了良機，使我們可以直接從大量的美國和南越同僚那裡瞭解情況。與此同時，我們也時常向一些獨立的觀察者進行諮詢，以彌補會議中資訊的不足。這方面，我特別注意與以色列的軍事奇才莫歇·達揚將軍和英國反暴動專家羅伯特·湯普森爵士聯絡，聽取他們的意見。在五十年代期間，羅伯特·湯普森爵士曾成功地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