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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後，我意識到，對於泰勒—羅斯托觀點的贊同，是一個極為輕率的決定。

迪安·臘斯克和他在國務院的顧問們也做出了相同的結論。十一月十一日，在進行了更為充分、詳盡的討論後，他和我向總統提出了一份聯合備忘錄，大意是，反對按照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沃爾特·羅斯托建議的方式派遣軍事部隊。

“我們承認，或許在某一天，這些軍隊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時指出，我們正面臨著一個進退兩難的窘境：如果南越人能做出同心協心的努力，那麼，（美國軍隊）就可能是多餘的了；而如果沒有這種一致性的努力，那麼，面對那些漠不關心，甚至抱有敵意的人民，美軍也很難完成自己的使命。”

那天之後，在白宮的一次會議上，約翰·F·肯尼迪總統集中研究了這兩份備忘錄，他明確地表示，在阻止南越的失去上，他無意做出無條件的承諾，並斷然拒絕批准美軍的介入。

迪安·臘斯克和我陷入了那個窘境，多年以來，這件事一直縈繞於我們的腦際。重新查閱這些會議的記錄後，事情非常清楚，我們當時的分析是極不充分的。我們忽視了五個最為基本的問題：南越的陷落果真會引發整個東南亞的陷落嗎？而這是否又真會給西方的安全構成致命的威脅呢？戰爭將以什麼形式——常規戰或游擊戰——來發展？如果美軍與南越人協手作戰，我們就能贏得這場戰爭嗎？在決定是否出兵之前，我們就無法找到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嗎？

難以置信的是，我們當時竟沒有對這些必不可少的問題進行探索，這似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在肯尼迪政府最初的歲月中，我們正是這樣來處理越南問題的，此刻，我們已無法重新體驗當時的幼稚和自信了。當時，我們對那個地區幾乎一無所知，我們在應付危機方面也毫無經驗。而其它迫在眉睫的國際問題又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僅在第一年中，我們就碰到了古巴、柏林、剛果等等問題。最後或許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當時正面臨一個從未有所準備，或者說尚未有現成答案的新問題。在這種形勢下，我擔心，各種政府——當然包括大多數的人民——只能進行盲目的行動。

我絕無辯解的意思，但這或許有助於說明我們當時的作法。

幾天之後，十一月十五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總統再次談到了關於對南越軍事介入問題上的顧慮。他擔心，此舉將導致世界兩大對立勢力的交鋒，並指出，越南的形勢與朝鮮戰爭時完全不同。朝鮮戰爭時，敵人的入侵已相當明顯，而這裡的局勢則尚未明朗。他尤其擔心，派兵前往一萬英里以外的地區，去幫助一個擁有二十萬軍隊的政府與僅有一萬六千人的游擊隊作戰，極有可能招致廣泛的反對。而且，我們在越南已投入了數十億的美元，其取得的成功則是微不足道的。他十分懷疑，美國將會從北約盟國中得到軍事援助。毫無疑問，他對目前的形勢極不樂觀，但是，會議仍然在毫無結論的情況中結束了。

在最初的幾個月裡，儘管在處理南越問題上，我們尚無成熟穩定的作法，但我們中的許多人——包括總統和我——已經達成了共識，即只有南越人才能夠處理這一問題。我們可以透過提供訓練和後勤物資的方式來援助他們，但卻不能參加他們的戰爭。這就是我們當時的看法。如果我們恪守這一觀點的話，那麼，這一時期的整個歷史就將會面貌全非了。

我竭盡全力地將總統的想法傳達給軍事首領們——包括五角大樓中的人員和那些直接負責我們在越南行動的司令官。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份電報中，我對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哈里·費爾特上將和在南越的美軍高階人員萊昂內爾·麥加爾上將寫道：“我們務必要調整自己的觀點，使之適應一個長年並不明朗的政治結構和非軍事的行動。”我們在其後一個月在夏威夷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我對哈里·費爾特上將和萊昂內爾·麥加爾上將再次重複了這些觀點，告訴他們，美國軍隊將不會被派往南越。

然而，由於基本的分歧並沒有被接觸，或者說，對其並沒有一個清楚的解釋，因此，直到兩年之後總統去世之時，對這一問題的辯論在政府中仍然持續下去。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參謀長聯席會議交給我一份備忘錄，並要求我轉交給總統。在這份檔案中，他們聲稱，在阻止南越喪失方面，美軍將會是極有效果的，並且敦促約翰·F·肯尼迪總統下達進行軍事部署的命令。這些首領們認為，該項提議絕對符合美國的政策。“美國清楚地表示，其不可改變的目標之一是，阻止共產黨人對南越入侵的勝利。”然而，他們錯了，準確地說，這項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