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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海泰晤士報》在報道這條訊息時還說，“……同牛蘭夫婦在一個監獄裡的20名青年婦女政治犯為表示同情，在六天前也宣佈絕食……同時要求改善醫療、食物及其他待遇……”

這些女政治犯的姓名沒有公佈，她們又都沒有名聲，因而更易受到傷害。外界聽到她們絕食的訊息可說純屬偶然，但因此她們在獄中必將受到極野蠻的秘密報復。

這家報紙還報道了《中國網》主編伊羅生代表國際營救委員會和宋慶齡在南京活動時所受到的阻撓：

“伊羅生先生起草了一張委任書，由孫夫人擔任牛蘭夫婦六歲兒子吉米的唯一監護人。他在攜帶原來的檔案離開監獄時遇到了一些麻煩。……他說典獄長鈕（譯音）某不准他下個星期六再來探視，因為……監獄條例規定每月只許探視一次。

“伊羅生先生說，‘我問典獄長，如果在我下次探視前，牛蘭夫婦已經死了，那怎麼辦？’典獄長回答道，‘嗯，那也沒有辦法。’”①

①另一篇敘述載《中國網》（英文），1934年1月13日，沒有著名，可能是伊羅生自己寫的。

牛蘭夫婦活了下來，在獄中又被關了五年。宋慶齡從未停止要求釋放他們並曾多次親往探望，還請外國友人去看他們。最容易獲准去探視的是年輕的黎巴嫩一美國籍醫生馬海德。（他後來同斯諾去訪問中國紅軍並留在那裡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入了中國籍，成為國際著名的消滅麻瘋病的專家。）

宋慶齡還設法使牛蘭夫婦能經常看到他們的年幼孩子吉米，最後並協助把他秘密轉移到蘇聯去。（他現仍生活在蘇聯，他的真名是吉米斯奇·亞特列維奇·莫斯切科，有一段時期他從事蘇聯外交工作，現在已退休。①）

①據紐約州立大學教授A．湯姆·格蘭菲爾德的來信。

牛蘭夫婦直到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幾個月才獲自由。南京陷落前日機大事轟炸，獄卒們逃離前把獄門開啟。牛蘭夫婦溜出監獄，輾轉到達上海。宋慶齡把他們安頓在一個空閒的公寓裡，又從自己家裡搬去一些傢俱，使他們隱藏下來。最後他們也被轉移到蘇聯，一直住到60年代去世。（最近本書作者才知道他們的原名叫雅科·然德尼科和塔季揚娜·莫斯切科。）

（六）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1932年，宋慶齡還在忙於營救牛蘭夫婦的時候，就著手組織力量，從事營救全國政治犯的工作。在她領導下，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參加同盟的著名人物有蔡元培和魯迅，還有楊杏佛（任秘書長）。其他成員有胡適和林語堂，他們後來都轉入蔣介石陣營中去了。同盟中有兩位活躍的外籍成員史沫特萊和伊羅生，他們在營救牛蘭夫婦的委員會中也是積極分子。同盟在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宣佈成立後立即開展宣傳運動和法律鬥爭。

在第一個案件中，白色恐怖的魔爪已伸到靠近宋慶齡的地方。1933年3月，慶齡的至友何香凝之子廖承志被捕。當時24歲的廖承志是慶齡從小看他長大的，前一段時期在柏林和巴黎還時相過從。他回國後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及中華海員工會黨團書記。專事出賣同志以求苟活的叛徒發現了他。像經常發生的那樣，他也是在外國租界被捕的，然後轉送給蔣介石的警察局。同時被捕的還有兩位共產黨高階領導人，即：在上海秘密養傷的紅四方面軍的師長陳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書記羅登賢。

宋慶齡立即挺身而出，發表宣告《告中國人民——大家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①

①載《為新中國奮鬥》，第45—48頁。

廖仲愷是國民黨的烈士，國民黨要殺害自己的烈士的兒子實在太說不過去。因此，廖承志這位熱血青年很快就獲釋，條件是由他母親保證他以後安安靜靜地呆在家裡。

他獲釋回到母親家幾天以後，宋慶齡突然去看他，對他說她“代表最高方面”要他寫出（1）在白色恐怖下能否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的意見；（2）他所知道的叛徒名單。他把這兩條都寫在一張很薄的紙條上，她把一支菸卷的上半截掏空，把紙條卷塞進去，放進皮包，就從容地走了。他回憶說，宋告訴他這“最高方面”就是“共產國際。”①

①廖承志《我的弔唁》，原載1982年5月29日（宋慶齡逝世週年）《人民日報》，收入《廖承志文集》時標題改為《我的回憶》，下卷，第650—652頁。

不久，他在母親的支援下，逃出上海去參加正在長征中的紅軍，開始新的光輝的革命歷程，直到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