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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宋慶齡兩度設法挽救紅軍將領陳賡的生命。陳賡負傷後秘密來滬，她安排他到表兄弟牛惠霖醫生的診所治療和庇護。牛惠霖醫生的遺孀對本書作者回憶說，①“陳賡到我丈夫的診所時，一條腿裡有一顆子彈，人很萎頓。當時規定，醫生遇到有槍傷的病人須向警方報告。陳賡說，‘不要去報告。我不是一個逃犯，我是一個共產黨。’我丈夫打電話給孫夫人，夫人說，‘治好他。’所以我丈夫就把他隱藏起來，治療了一個月。”另外一個故事是這樣的；牛醫生在把事情弄清楚之前，無意中把陳賡放在一間已有一個在“剿共”中受傷的國民黨軍官住著的雙人病房裡。陳賡同這個軍官曾在黃埔軍校同過學，彼此很快就認出來了。但由於這次會面純屬偶然，並且是在一個“中立”的地方，所以雙方都同意保守秘密。這個故事在抗日戰爭中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流傳很廣，可能是用以說明兩黨的軍人既有如此深的淵源，是能夠、也應該並肩戰鬥的。不管是否確有其事，人們傳播和相信這個故事反映出在中國的革命史上那種錯綜複雜的個人關係。

①1985年在上海訪問牛醫生遺孀的談話記錄，她在美國居住多年後那時剛回國。

陳賡康復後在偽裝掩護下做了一段時間地下工作，其後被捕。他被關押的時間較廖承志長一些，是宋慶齡再一次把他救出來的。她在毛月間親赴南京，當面指斥蔣介石：

“陳賡是黃埔軍校學生，東江之役（1925年）一直跟著你打仗，你打了敗仗還是陳賡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現在你要殺他，簡直是忘恩負義，你天天說的禮義廉恥到哪裡去了？！”①

①據廖夢醒著《我認識的宋慶齡同志》（一），《人民日報》，1981年6月3日。在1925年東江之役中，陳賡時為黃埔軍校學員，在蔣介石指揮下作戰。一次總指揮部遭敵突襲，蔣驚惶失措、體力不支，陳賡把他背起，脫離險境。

這一次蔣介石的作法同對待鄧演達不同，他沒有下令殺害陳賡。

陳賡後來從關押的地方脫逃，回到紅軍中，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1961年在國防部副部長任上病逝。

正是與這些案件相關連，宋慶齡於1932年12月發表了她的綱領性文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任務》①。她列舉同盟任務如下：

①載《為新中國奮鬥》，第31—42頁。

一、爭取釋放國內政治犯，反對目前到處盛行的監禁、酷刑和處決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物件是大量的無名囚犯。

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調查監獄的狀況和公佈國內剝奪民權的事實，以喚起輿論的注意。

三、協助關於爭取公民權利，如出版、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的鬥爭。

任何人不論屬何黨派均可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只要他們不是限於個別案件而是準備對現行反動恐怖制度和箝制民主權利的行為發起挑戰。她說：

“民主權利是不能與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國的鬥爭分開的……爭取民主權利和爭取政治犯的釋放，對革命都是必要的。我說對革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國獲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不然，除了投降與分裂，就沒有其他出路了。”

宋慶齡正面回答了一個挑釁性的問題：“你們要求釋放綁票匪嗎？”

“我們的答覆是：絕不！綁票匪和匪徒們是今天統治中國的制度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反對這一制度。……正如美國匪幫棍徒的經濟基礎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和私酒的販賣上，中國匪幫棍徒的經濟基礎就奠定在帝國主義和封建的政權以及鴉片的買賣之上。而且，我們所反對的是正在全國及租界中進行的對反帝戰士的綁架和逮捕，那是中國人和外國帝國主義分子乾的，而且常常由他們的工具——棍徒們來執行。……害怕跟這些罪惡作鬥爭的人們最好不要參加本同盟。”

在前面提到的《告中國人民——大家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一文中，宋慶齡稱羅登賢等五位被捕的革命者是“中國的反帝戰士，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她引述羅登賢在法庭上的慷慨陳詞：

“‘你們給我的罪名是“反動分子”。我要告訴你們我的經歷。我在1925年幫助組織與領導了香港罷工。我現在剛從東北迴來，在那邊我同義勇軍一道作戰，打擊日本強盜。我曾在上海日本紗廠幫助組織罷工。那些全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難道這就是我控告為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理由嗎？’”

羅登賢未經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