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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決心。斯大林說，他希望她和她的同事們能回到中國去領導革命。關於國際援助的明確方式將由共產國際進行討論，以後派信使去中國聯絡。

前面提到過的蘇聯年輕婦女阿基姆娃記述她有一次訪問宋慶齡的情景：“那是在宋慶齡離蘇前不久，我最後一次看到她……在大都會飯店，她住在鮑羅廷夫婦的隔壁房間。這時正是1928年早春。鮑羅廷要我帶宋慶齡去遊覽一下莫斯科。我就馬上去看她，但發現她正在哭泣——她止住眼淚，謝謝我去看她，但要我另找時間再去。後來我才知道，我去的那天正好是孫中山的忌辰——3月12日。”①

①《1927年宋慶齡同志打給蔣介石的兩份電報》，《百科知識》1981年第7期。轉引自《宋慶齡年譜》及呂明灼著《宋慶齡傳》。

宋慶齡於1928年3月離蘇去德，在莫斯科車站上送行的有哥倫泰夫人等。

當時在中山大學東方研究所受僱任譯員的章克4月間接到陳友仁的通知，要他去柏林，任務是幫助宋慶齡（章的離蘇安排由陳協助）。

（三）“我將踏著革命者的足跡繼續前進……決不回頭”

儘管存在所有這些錯綜複雜的情況，宋慶齡對蘇聯的看法——就其同世界和中國的關係而言——始終是積極的。

1927年底，蔣介石政府斷絕了同蘇聯的邦交。她在致蔣的兩封電報中對此作出了非常尖銳的反應。

在12月17日的第一封電報中，她寫道：“我正準備回國，卻獲悉你打算與蘇俄絕交，並要求撤銷蘇俄領事館。採取這一步驟，將是自殺行為；它將使中國陷於孤立並延緩其發展，為此，歷史將要求你對此承擔責任。你要是有一點領導者的遠見卓識，倘若你還記得與蘇俄進行合作是領袖（指孫中山）的臨終遺願，那就該懸崖勒馬，使國民黨免於陷入深淵。如果直到最後一刻還不採取廢除斷交的措施，我將留在這裡，以抗議你的這個決定。”①

①同上注。

蔣介石在覆電中含沙射影地說她的抗議和留在莫斯科都是受人脅迫的結果。她在12月23日再次致電蔣介石：

“我留在世界革命的心臟莫斯科是自願的，就如同我的訪問是一種對國民黨領導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願抗議一樣。說我似乎是在別人的迫使下行事，這完全是誹謗和對我過去所做工作的侮辱。這種誹謗再一次說明你疑神疑鬼，它妨礙你正確地考慮問題，使你作出了致命的決定。”“（你們）已經成了帝國主義的同謀……如果我回國的話，那也只是為了參加工農鬥爭。孫中山為了工農的幸福奮鬥了四十年，他們現在正受到無恥地打著國民黨旗號的殘暴的反動派的屠殺。……我將踏著革命者的足跡繼續前進，這是緬懷我們領袖的唯一道路，我在這條道路上決不回頭。”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孫夫人避開勝利》（英文），載紐約《SURVEY》雜誌，1928年10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當時也報道了宋慶齡對於那些有關她的獨立判斷能力的含沙射影的說法（包括以她是女性為由的說法）感到氣憤。宋對斯特朗說，“每當我發表一個宣告，他們就總是不承認我——一個女人——能有自己的見解。似乎我的所有見解都是受別人影響的，通常是說受莫斯科的影響。”對此，斯特朗加上自己的評論道，“作為一個認識宋慶齡多年的人……我可以作證：她形成自己的見解總有一個緩慢而透徹的過程，而見解一旦形成之後便會持久地、鍥而不捨地加以堅持。”

斯特朗接著具體寫道：

“我記得她從莫斯科電責蔣（介石）將軍與俄國斷交及鎮壓群眾運動的情況……她發這封電報完全出於自動並且是自己動手的。我碰巧知道，那兩個通常認為主宰她的行動的人，即鮑羅廷（前駐華俄國顧問）和陳友仁（前國民政府外長）是在報紙上才讀到這封電報的。他們和她住在同一座旅館裡，如果她是一個不習慣於獨立形成見解的人，那末她去找他們友好地商量一下看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①

①關於德國方面的材料，據前民主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羅蘭·費爾伯教授和拉爾夫·胡帕內爾研究生合著的《1900—1933年在柏林的中國革命者和民主人士》，載《洪堡大學科學雜誌》1988年春季號。蒙費爾伯教授惠允使用。

她在致電蔣介石時已向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申請入境簽證。德國政府在決定批准時下令，鑑於她“在共產主義及中國國民運動中的作用”及“與莫斯科共產黨方面的關係”，應對她實行“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