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部分(第1/4 頁)

傳中記錄著他“在（1927年）11月對莫斯科作短暫訪問，那是在慶祝蘇聯國慶10週年的時候”。③他們兩人一直到50年代中期才又再度相見，那時尼赫魯已是印度總理，他訪問了北京，而宋慶齡則是在1955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身份訪問印度，受到尼赫魯為她舉行的官方式的隆重歡迎。

①這兩份報紙的影印件承比中友好協會提供給本書作者。26尼赫魯著《中國、西班牙和戰爭》（英文）。27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孫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8年12月27日。尼赫魯致宋慶齡五信、宋致尼三信及他們互致的一封電報承尼基爾·查拉瓦爾德（一位老新聞同業）在1989年影印後寄贈給本書作者，這是其中的一信。

②《尼赫魯自傳》（英文），第164頁。

③尼赫魯先後贊助了宋慶齡於30年代初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40年代的“保衛中國同盟”。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他們的合作促成了印度國民大會黨派遣醫療隊來華。

但在此之前，他們曾在若干進步活動中合作。①他們也斷斷續續地保持著通訊聯絡，信中所表達的熱誠從下面這段話可以看出。尼赫魯1938年給宋的一封信中寫道，“您也許記得，大約11年前您曾寄給我一幅您和孫逸仙博士的照片，我一直視同珍寶，掛在我的房間裡，只要我在家（指在阿拉哈巴德的阿南德巴汪家宅），我每天總要看它。”②這些往來信件在本書中會多次提到，它們是關於中印人民友好歷史的寶貴文獻。

①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孫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9年10月13日。

②除另行註明者外，本節所引章克的回憶均據他於1988年11月在北京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至於在莫斯科的中國人處境之艱難可以用鄧演達的經歷做例子。

在同共產國際和蘇聯官員們會談時，他過分堅持中國革命程序的獨立性，因此得不到正統派的好感——即使他始終堅定地主張中蘇結成革命的聯盟。很明顯，曾經作出巨大的努力爭取他贊同在莫斯科當時佔統治地位的觀點——莫斯科有許多人（包括斯大林在內）敬重他的政治和軍事業績以及他的領導潛能。據章克回憶，①斯大林有一個晚上曾同他從8點鐘一直談到凌晨2點鐘，並且在會談結束後送他到外面門口——一種難得的禮遇。（章克本人遵照吩咐只在前廳等候。）後來鄧演達告訴章，在談話中，斯大林曾提議把鄧樹立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鄧表示反對，除了他不同意共產黨的某些觀點外，他根本還不是共產黨員。斯大林好像完全不在乎這一點，只簡單地回答說，這可以讓共產國際去設法安排。雖然那天晚上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也沒有發生什麼意見上的交鋒。儘管如此，斯大林從此以後對鄧演達就有了成見——他在自己的提議不被採納時經常如此——鄧在莫斯科也就不能有所作為。

①1981年1月12日致本書作者的信。這可能是她第一次用文字來表達這一意見。

章克在回憶中說，陳友仁也認為沒有很充足的理由要繼續留在莫斯科。他預計，在日本進攻中國——幾年內必將發生——之前，不可能出現新的、有意義的、以兩國抵抗日本擴佔領土的共同利益為基礎的中蘇合作。

宋慶齡、鄧演達和陳友仁由此達成共識；他們的工作只能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才能最好地開展。章克在回顧時認為、她還有一些個人的考慮。關於她同陳友仁“結婚”的謠傳使他們最好不要呆在同一個地方。莫斯科的醫生也沒能治好她的痛苦的面板病。她希望德國醫生會更高明一些。

宋慶齡在晚年給本書作者的信中說：

“當我認識到斯大林不想繼續幫助我們而聽任蔣介石得逞時，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請母親給我寄一點錢來，然後就到歐洲去。鄧演達已在柏林，所以葉挺、章克和黃琪翔很快跟著去，希望建立一個革命小組……”①

①阿基姆娃書，227頁。此書雖有英文版，但本書作者未見，故從俄文版譯出。

鄧演達走得最早，到柏林為宋慶齡打前站。陳友仁則去巴黎，部分原因是以此打破“結婚”的謠言，他的子女丕士、思蘭、依範和玉蘭留在莫斯科學習或工作。

在離莫斯科之前不久，宋慶齡和陳友仁在克里姆林宮受到斯大林的接見，談話一個半小時。章克從陳友仁那裡聽說了一些這次談話的內容：宋慶齡為中國同仁對他們在蘇聯所受到的接待表示感謝。作為左派國民黨的代表，她強調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