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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監視”。後來，在12月19日，德大使館向本國政府報告，她由於健康原因推遲原定的訪問。直到次年4月，應蘇聯外交部的請求，德國發給她有效期為3個月的入境簽證。①

①致本書作者和邱茉莉的短簡，1957年11月11日。

從這些日期可以推論出她的推遲離蘇是出於政治原因——蔣介石同蘇聯斷交的時候她不應該離開蘇聯而是留在蘇聯（即使是短時期的）。“健康原因”是不存在的，因為她的面板病情況正是她要去德國的原因之一。①

①《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1927年11月），《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第256頁，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

由此可見，宋慶齡在準備離去時對蘇聯的感情仍像孫中山所總結的那樣；中國在世界各國政府中找不到比蘇聯更好的朋友——或者說找不到任何一個別的朋友。而蘇聯人民和他們的革命給予她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這就是她在幾十年中的一貫立場。在60和70年代，中蘇發生嚴重分歧，她站在自己的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一邊。但這不影響她的堅定信念——俄國的蘇維埃革命和中國自己的革命，作為我們時代改變世界的偉大事件，是緊密相連的：

另外一點在這裡要論述的是她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在1927年及以後若干年裡，中共的政策和領導層起伏變化，對宋慶齡的態度也有變化，這是事實。儘管如此，她越來越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繼續革命的唯一可能的領導力量，而她的最大願望就是全身心地為中國革命的勝利而努力。

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於國民黨屠殺所引起的不可遏制的憤恨，助長了中國共產黨內“左”的和教條主義的偏向。1927年9月，中共中央在一項決議中譴責同國民黨中的任何人合作。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進一步指出，“國民黨左派組織失敗之經驗，證明國民黨的旗幟已經完全變成白色恐怖的旗幟，凡是真正革命的分子只有團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之下。”①從廣義上說，這是一個歷史的真理。但從狹義上來解釋，這可以而且常常被理解為在中國共產黨外沒有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在這種形勢下，宋慶齡的努力最初得不到中共的回應，儘管她把自己看作真正革命的國民黨左派的一員，力圖把其他左派團結起來，並全心全意地致力於同中共的合作，作為實行孫中山遺教的一部分。

①《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57—187頁。

對中共來說，拋掉國民黨的旗幟、獨立領導革命，這從歷史程序來看，是一項正確的決定。但否定同任何型別的國民黨左派聯盟就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去了。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項決議中宣稱，國民黨各派都已完全反動。它斥責鄧演達所組織的“第三黨”是鄉紳地主階級的反革命工具，須對之作無條件的鬥爭。推出一個“第三黨”是有問題的——宋慶齡也沒有同它走在一起。但把鄧演達和他的團體硬說成是反革命（他們並非反革命）、甚至說他們支援封建階級（他們實際上是支援農民）是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成立這樣一個統一戰線的必要性有一個認識、揚棄、再認識的過程。在1925—1927年中，它在這方面犯了過分右傾的錯誤，放棄主動權和領導權，使黨處於從屬地位，結果付出了血的代價。後來，儘管進行了英勇的鬥爭，黨有一段時期實行“左”的政策，排斥任何聯盟，使自己處於孤立狀態並喪失了不少機會，為此也付出了代價。只有在一支強大的武裝核心力量同一項廣泛的聯盟政策（在黨領導下的聯盟）結合起來之後，才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勝利建立。

對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錯誤，特別是在同鄧演達的關係上，後來周恩來曾以自我批評精神作了檢討。①

①見屈武著《操比金石節幣冰雪——回憶宋慶齡同志》，載《人民日報》1981年6月4日，輯入《宋慶齡紀念集》。屈武是國民黨左派，當時在莫斯科上學，以後成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八個民主黨派之一）主席。“‘左派共產主義’的幼稚病”是列寧用的名詞，也是他的一篇名著的題目。

在這類“左”傾偏向的影響下，以中共為一方、宋慶齡及鄧演達為另一方的關係，在後者在莫斯科時已顯緊張。在他們因各種不同事由到中山大學講話時，一些“左”傾的學生黨員曾攻擊孫中山的主張不夠徹底。據說，宋慶齡“當場予以”駁斥並嘲諷他們患了‘左傾幼稚病’。”①對於鄧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