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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為中國革命培訓政治工作者，如同黃埔軍校培養軍事幹部一樣。招收的幾百名中國學員由國民黨或共產黨指派。從以後發生的事情來看，有兩名學員的情況是很有趣的。蔣介石為了表示積極，派他的兒子蔣經國（當時僅15歲）參加第一批學員入學。另外一位不久到達的學員是由中共留法小組推薦、比蔣經國大8歲的鄧小平。鄧這時已經過工作鍛鍊，所以擔任了學校內共青團支部主席的職務。年輕的蔣經國為當時俄國共產黨人表現非常突出的艱苦、無私和國際主義精神所鼓舞，也參加了共青團（他本人後來這樣回憶）。在上操的時候，因為兩人個子相仿，未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鄧小平和最後作為臺灣國民黨政權首腦病故的蔣經國常常站在一起。①

①見斯諾著《復始之旅》，第100頁。

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1923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製造“中山艦事件”①之前，在這些學員中是難以分辨的。但在此之後，國民黨右翼學員看出了苗頭，以一個共產國際派來的講師某些過左言論（把孫中山說成是“烏托邦主義者”）為藉口，抱成一團，成立“孫文主義學會”，把孫文主義解釋為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對立面。蔣經國倒不在這夥人之內。在左派和右派長達3天的辯論中，他宣讀了一封告誡父親蔣介石的信，指出，反對共產黨就是違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以及背叛革命。他還指出，這樣做同蔣介石過去的言行是自相矛盾的。（蔣介石過去曾公開贊同國共兩黨合作，並在演說中說到這一點時常常戲劇性地揮舞手勢。）②

①蔣經國在蘇聯一直呆到1937年。像許多外國共產黨人一樣，他在那裡用俄文名字“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葉利扎羅夫”。他先上中山大學，後到列寧格勒一所軍事學院學習，再後來參加蘇聯第一座大型機器製造廠“Uralmash”（在烏拉爾地區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建設，在那裡加入了共產黨並在黨組織和市蘇維埃擔任各種幹部職位。（參看《獨裁者的繼承人》，載蘇聯《遠東問題》（俄文）雜誌，1988年第6期。作者是一位名叫沃龍佐夫的蘇聯歷史教授。本書作者曾讀到該文的中譯文但未見俄文原文。）

②“中山艦事件”詳情見本書第七章。

1926年末和1927年初，兩派學員之間的分歧由於北伐勢如破竹、大家都歡欣鼓舞而隱沒下來。1927年3月，當上海工人起義勝利的訊息傳來時，幾乎所有的學員都奔上街頭，高呼“上海是我們的！”，狂歡慶祝，路上的莫斯科人也參加進來。在那些日子裡，每一個在莫斯科的中國人都會被人稱作英雄。“上海無產階級萬歲！”和“蔣介石萬歲！”的口號聲溶合在一起，因為蔣介石是軍事指揮員。不但在莫斯科，在其他蘇聯城市——列寧格勒、哈爾科夫、基輔、敖得薩、海參崴——和一些西方國家，也都舉行了示威遊行。世界革命20年代初期在歐洲遭受阻礙和挫折、1926年英國的總罷工也失敗了，但現在看來在東方卻正在復興。

但到了1927年4月12日，一切都變了。上海工人曾經為蔣介石成為一個解放者鋪平了道路，現在當工人們上街歡迎他的時候，他卻向他們開槍。在莫斯科的學員中，親蔣的都陸續回國了，許多人被派到特務機關工作，因為他們對左派的瞭解“很有用處”。左派學員們仍留下來，其中有17歲的蔣經國。在一次集會上，他宣佈說，“我不再是蔣介石的兒子……作為革命者的蔣介石已經死了。他不但是中國工農的敵人，也是我的敵人……”這些話在《訊息報》上發表後使他成了一個新聞人物——“老子反革命、兒子革命”的範例。

到了這一年7月，當武漢國民黨不讓蔣介石專美於前、繼起鎮壓和屠殺革命群眾時，在中山大學和其他任何地方，國共分裂就絕難避免了。

使事情複雜化的是蘇共黨內斯大林一托洛斯基之間的鬥爭，而且同“中國問題”交織在一起。中山大學校長卡爾·拉季克同托洛斯基有關係，還曾請他來校講話斯大林也對學員們做過報告。那是在5月13日，即在蔣介石叛變之後。武漢汪精衛叛變之前，他回答了學員們提出的有關中國革命的危機及前景的10個問題。①這一年11月間，托洛斯基和他的幾名主要盟友和支持者（拉季克包括在內）被開除出黨。（這樣的事情很快就為外國革命學生知道，因為按照當時蘇聯的作法——以後就改變了——外國革命學生都被邀請參加蘇共的活動，甚至旁聽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上進行了公開爭論。）

①有關記述之一是《青年時代的蔣經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