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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龍·阿甫夏洛穆夫是雅各布·阿甫夏洛穆夫的父親。雅各布幾十年來一直是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青年交響樂團的傑出指揮和領導人，他還是一位作曲家，有時創作中國風格的作品。80年代，他曾應邀來華參加並指揮紀念他父親的音樂會，演出他父親的作品。

（十二）面對讕言

每當宋慶齡公開表示堅決的立場，她的敵人總會像過去做過的那樣，互相呼應地對她進行人身攻擊。

1946年11月，西爾維亞·坎貝爾從上海寫回美國的家信中說，“在這裡，也在美國，肯定在進行一場把她抹黑的運動。”

1947年底，對她的人身攻擊加強了，因為國民黨看到它所預期的內戰的勝利正在變得渺茫起來，又因為——如西爾維亞所說——“我們都越來越明顯地感覺到正在美國進行著一場政治迫害。”

12月10日，美聯社發自上海的一則電訊說：

“孫逸仙夫人……發表了一項正式宣告，否認華盛頓專欄作家德魯·皮爾遜所傳她同前美軍上尉傑拉爾德‘譚寧邦的風流韻事……譚是孫夫人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的總幹事。

“孫夫人的宣告說，‘德魯·皮爾遜關於我的說法是一種惡意誹謗，毫無事實根據。它的荒謬同它的惡意可以等量齊觀。我相信，皮爾遜先生將會有足夠的公允之心，全面地、公開地撤銷這一不實之辭。’”

在以後一些日子裡，西爾維亞·坎貝爾在家信中說，“這一陣狂潮仍在繼續……它不會馬上過去，因為她（宋慶齡）有那麼多政治上的敵人。”西爾維亞認為，這個謠言是國民黨製造出來，專門向國外散播的，想把宋慶齡抹黑，又可破壞中國福利基金會在美國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籌款活動。

（十三）在人民的事業即將獲勝的時刻

但是，就宋慶齡和她在上海的工作而言，政治氣候不是由國民黨或美國報刊所造成，而是決定於這樣一個明白的事實，即中國革命正在走向勝利，越來越多的人想轉到勝利者的一邊來。

因此，到了1948年4月7日，西爾維亞·坎貝爾在家信中能夠這樣說：

“中國福利基金會終於成了社會的尖子……每一個人都希望被看成‘開明分子’……當你正在贏得勝利的時候，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5、6月份，基金會“仍處於社會名望的頂端”。在6月份舉辦的為兒童募捐的義賣會得到上海各國領事的贊助，“上海社交界最有名的婦女都出席了”。“招待威廉·C·布立特的女主人把他和其他所有陪客都拉來參加，甚至紅衣主教斯佩爾曼也要光臨。”（布立特是前美國駐蘇、法大使，後來變得狂熱地親國民黨。斯佩爾曼紅衣主教是美國天主教領導人之一、反共主義先鋒。兩人當時均在上海訪問。）

在11月份，西爾維亞在家信中描寫了在孫中山誕辰紀念日去看望宋慶齡或向她送花贈禮的中外名人，勢如潮湧——他們都覺得這是政治上一種精明的做法。其中之一是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卡伯特夫人，她對宋慶齡說，歸根到底，“每一代都會有這一代的革命”，宋聽了“差點樂得噎住”。西爾維亞還寫道，宋慶齡“以最親切的態度”對那些來送禮的國民黨官員們說，“你們記住了孫先生的生日，為什麼不記住他的遺教？”①

①同注36。

1947年底，美國和國民黨的高層人物曾經想從宋慶齡那裡摸清中共要什麼條件才會停止日趨凌厲的反攻。其中之一是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這位“傳教士一教育家一政客”三位一體的人物、宋慶齡父親宋耀如在教會中的一位老相識。20年前，他曾為國民黨試探流亡在柏林的宋慶齡（見第十章）。現在，他擔負著類似的使命，但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他要求宋慶齡親自陪同他參觀中國福利基金會在上海的各種設施。宋慶齡表示難以應命，因為她的妹妹蔣夫人已先邀請她去杭州西湖旅遊——這是事實，但也是事出有因。她委託所信任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同事、曾任女青年會幹事的餘志英陪同司徒雷登參觀並向餘說明了情況。

後來發現，蔣夫人的邀請同司徒雷登的請求有同樣的目的。在杭州，她問宋慶齡，共產黨的底牌到底是什麼。慶齡回答說，她不是共產黨員，不瞭解。很快她就買了火車票回上海，把情況告訴了廖夢醒——她同中共之間的聯絡員。①

①西爾維亞·坎貝爾家信，1948年11月14日。

國民黨企圖利用她來摸清越來越佔上風的中共的底細，並且——如果可能的話——軟化中共的立場，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