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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上合法外衣，宣佈年末召開“國民大會”並操縱“國大代表”的選舉，她既拒絕候選，也拒絕參加。

與此同時，她加強了同所有在新形勢下仍反對內戰的人的團結。她的宣言和聯絡工作無疑地大大幫助了這方面的政治力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新的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它的成員都是國民黨的一些知名人士。

在“中間道路”的政團決定不參加蔣介石的“國大”以後，蔣政府就在1947年10月27日明令解散民主同盟——它是這些政團中最有影響的一個，成員主要為知識分子，在戰時就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及分裂內戰的趨向。但強行解散民盟的結果與蔣政府的願望正相反。它使那些即使還處於“中立”狀態的知識分子也相信，如果內戰不可避免，那末中國進步的唯一希望是共產黨的勝利。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是在1948年成立的。它反對已在進行的內戰，號召保持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蔣介石已加以破壞）。它的成立大會是在香港舉行的，因為在蔣統治的地區不能保障安全。它的成員中不但有傳統的國民黨左派人物如何香凝，也有資深的軍事領袖如馮玉祥將軍和李濟深將軍。

實際上，“民革”是聚集在宋慶齡長期高舉的“進步中求團結”的旗幟之下——它也推舉了她擔任名譽主席。她對“民革”的成立大力贊助，但她從未以“民革名譽主席”的身份進行過活動。“民革”的主席是李濟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和宋慶齡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李同蔣介石的重大政治分歧表現在1933年的“福建事變”中（請參看本書第十三章），當時李濟深等領導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曾對共產黨作出團結的姿態但為後者所拒絕——後來中共在自我批評中認為這是極左的錯誤。這一次，中共採取了更為明智的政策，歡迎同李濟深及其他曾參與“福建事變”的人士建立統一戰線的關係。在這些人士中最著名的是蔡廷鍺將軍，1932年在上海率領十九路軍奮戰抗日，成為人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蔣介石集團對民盟實行鎮壓，對國民黨內資深的反對派如李濟深和馮玉祥則予以開除。鎮壓也好、開除也好，都只能使它在政治上更趨孤立。

（十）在“超級”通貨膨脹的壓榨下

內戰不但使國家建設不可能進行，並且使通貨膨脹直線上升，為人民帶來極大痛苦。宋慶齡對人民的艱難生活一直備極關懷，她自己的日子也過得很緊。她在1948年7月中旬的一封信上說：

“今天黑市上1美元換750萬元法幣（國民黨的貨幣）……價錢天天在漲，像我們這樣手上沒有黃金的人，生活非常艱難。一隻雞要300萬元，所以我們餐桌上是見不著的……絕大多數人的主要食品豆腐本來是便宜東西，現在也要8萬元1磅……米1擔（110磅）3，000萬元，像我這樣的家庭只夠吃1個月。我們想不吃糖了……”①

①宋致尼赫魯信的影印件承本書作者的同行朋友尼基爾·查拉瓦爾德自新德里惠寄。

據一位中國史學家記載，自20年前，即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到1948年，上海物價已比戰前上漲了300萬倍，做買賣時鈔票要用籮筐來裝。①

①同注24，1948年7月19日。

1947年5月，在內戰開始一年以後，美國駐華大使向華盛頓報告說，在上海發生了搶米風潮，因為米價已上漲了6倍。到1948年8月，他在報告中不再用數字，只是說通貨膨脹以“天文數字上升”，政府印鈔廠連印鈔票都來不及。①

①何干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第312頁。

就在8月19日，國民黨政府宣佈發行金圓券代替法幣，兌換率是金圓券1元換法幣300萬元，美元1元換金圓券4元。同時宣佈禁止任何私人持有金、銀、外幣，由政府按官價強制收光。金圓券原定發行限額為20億元，但到10月1日發行額已超過100億元，以後更如決堤洪水氾濫起來，物價隨之飛漲。與美元的比價在上海解放前夕最高達到了金圓券1，000萬元換1美元①。歷史上很少見到這樣大規模的掠奪。

①司徒雷登致國務卿，1947年5月29日及1948年8月10日。見《被遺忘了的大使》（英文），第110、262頁

西爾維亞·坎貝爾後續的家信①中談到了通貨膨脹的情況和影響。她寫道，“上一星期物價漲了一倍”、“大多數工人……都罷工了”，但政府“坐視不管，因為有錢人正靠投機倒把和囤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