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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緊張的工作和重新燃起的希望。

在他們在日本新安置的臨時寓所裡，宋慶齡不但遇到了許多新的事件，也遇到了許多孫中山的親密朋友，絕大多數都是她這位具有卓越領袖才能的丈夫在以往的共同鬥爭中結識的。

在中國革命者中有廖仲愷夫婦和朱執信，他們都將終生不渝地同孫中山一起前進；也有另外一些人，後來從進步變成了反動，如戴季陶、胡漢民、蔣介石（他以後成為軍事獨裁者）、汪精衛（約20年後在中國為反抗日本侵略而進行的生死搏鬥中他當了大漢奸）。還有一些人原是孫的黨員，後來卻成了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的創始人和老戰士，如李大釗和陳獨秀（他們是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倡導者）、董必武（後來同宋慶齡一起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吳玉章和林伯渠（他們在後來的國共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等。還有像陳公博、周佛海這樣一些變色龍似的人物，他們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又回到國民黨，最後叛國投敵、充當漢奸，以至身敗名裂。革命和反革命就是這樣充滿著複雜性。

在日本朋友中有英勇的宮崎寅藏（滔天）和助益良多的梅屋夫婦（在孫宋婚禮上，孫中山和梅屋莊吉、宋慶齡和梅屋夫人分別結拜為義兄弟、義姐妹。梅屋在晚年因反對日本軍部發動侵華受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迫害。）當然也有些人後來走上擁護武裝侵略的民族沙文主義道路。

當時在日本的西方人中，我們在資料中沒有發現有人接近孫、宋夫婦。但他們同美國和歐洲的老朋友保持著熱烈的通訊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同在日本的俄國政治流亡者的接觸，當時這些人都是反對沙皇制度的民粹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

他們常常會晤來自現在稱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者。“到我們在東京青塬行家中來的印度友人有布斯、穆克其、羅伊、莫吉姆巴和查特其。”慶齡後來寫道，“有時他們借錢給我們，有時我們還他們錢、還借錢給他們。”①她還提到常有流亡在日本的朝鮮、菲律賓、越南、緬甸和印度尼西亞的革命者到來。

①致本書作者的信，1966年4月。

從政治上和歷史背景來說，宋慶齡同孫中山的婚姻是為同一目的奮鬥的中國兩代革命者的結合。他是一個年將五旬的老戰士，經歷過許多戰鬥的鍛鍊，也帶著失敗的創傷，但戰鬥意志毫不動搖。她是一個羽毛未豐的新手，卻在渴望著投入戰鬥。

在文化和觀念上，他們兩人在當時都屬於最現代化的中國人和亞洲人。這一方面是就世界意義而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們是現代的愛國者。他們要使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在一個較短的歷史時期內，在經濟、教育和社會各方面趕上最發達的國家，並進而超過它們。但他們知道，實現現代化的前提是進行革命鬥爭以恢復和完成中國已被嚴重破壞的獨立並在國內消除封建主義。

孫中山當時的這種思想表現在他在1914—1916年親筆寫給詹姆斯·戴特列克的英文信中①。戴特列克是一個美國企業家，想對中國革命及其後的現代化建設投資。這些信不但說明了他心目中的先後順序，並且指出了目標：中國擺脫所有外國控制、取得獨立。

①見美國加州斯坦福大學圖書館1942年編印的《孫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共影印100本，供私人流通）。有些作者在研究這些重要信件時常常過多地注意到其中一些不切實際的細節（由百貨公司控制商品流通等等）而忽視了根本的意向。

在1914年8月的信中，他表示反對為袁世凱提供任何外國貸款：“任何人支援這個頭號謀殺犯都是極大的冒險。中國人民將痛恨那些經常資助他們的公敵的資本家，並且會把袁世凱可能允諾的任何條件一筆勾銷。”“我要尋求那些正直的、願意在中國革命戰鬥結束之後幫助進行建設的人……革命有兩部份任務，一部份任務是戰鬥，這是易事，但另一部份建設任務卻是真正的困難所在。”

他預言道，革命之後，“因為缺乏資金，所有貿易都將停頓，在中國尤其會如此，因為全國商業中心的交換手段都為外國銀行（如滙豐銀行）所控制……如果我們不能破除這種控制，我們就將永遠不能獨立，而袁世凱不過是外國銀行的工具……新政府必須準備控制貿易，這樣我們才能使用我們願意用的任何種類的貨幣，從而排除外國銀行，獲得自主……”

孫中山要求戴特列克尋找外國資金和外國的“組織及經理人才”，他建議在某些企業中可以一半是外國資金、另一半是中國資金；管理人員先用外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