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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堡（Hamburg）還是在倫敦，在里約（Rio）17還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Aires），港口周圍的地區都擠滿了在碼頭上謀生的家庭，而把他們聯絡在一起的是碼頭工作的特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獨特文化。

儘管海上行船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但在20世紀50年代，利用船隻來運送貨物仍然還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工程。在發貨人的工廠或倉庫那裡，貨物會被一件件地裝到卡車或者火車上。卡車或者火車會把數百或數千件這樣的貨物運到碼頭區。然後，這些貨物要一件件地卸下，一件件地登記到理貨單上，再一件件地存放到一個碼頭旁邊的中轉貨棚裡去。當一艘船已經做好了裝船準備時，這一件件的貨物又要從中轉貨棚裡搬出來，再點一遍數，然後或推或拽地運到船邊。碼頭上會弄得一片狼藉，到處都是紙板箱、木板箱和木桶。你可能還會看到裝著洗滌劑或牛油的金屬罐，散落在一包包重達440磅的棉布或獸皮旁邊。還有裝在袋子裡要兩個人才能抬動的硼砂，散放著的木料，一筐筐剛摘下來的柑桔，一桶桶橄欖，一卷捲鋼絲——所有這些東西可能都是一船“混雜貨”的一部分，都在亂成一鍋粥的碼頭上等候著，看著自動裝卸車和手推車來回地飛奔。

把所有這些東西裝上船是碼頭裝卸工的活兒。在碼頭上或者碼頭旁的倉庫裡，一群碼頭工人會把各種箱子和桶搬到木頭的貨盤或吊貨板上，湊成一“吊”貨物。有些湊成“吊”的貨物是用繩子捆起來或者用網罩住的，但貨盤往往是裝載摞起來的紙板箱或袋子。當一吊貨物準備好以後，碼頭上的裝卸工人會解開弔貨板下面的繩索，並把它們的末端系在一起。在船的甲板上，起貨機駕駛員或者說“吊運水手”在等著發給自己的訊號。當訊號出現時，他就把船上起貨機的吊鉤移動到吊貨板的上方。碼頭這邊的工人們把繩索掛到吊鉤上，起貨機把貨物吊起，移動到開啟的艙口上方，慢慢降低並把貨物放進貨艙。艙裡的人很快就會放開弔鉤，讓它升起來去吊運碼頭上的下一批貨物，以免工頭朝他們叫喊“都給我快點兒！吊鉤要升上去了！”。與此同時，在昏暗的貨艙裡，另一群裝卸工會把貨物從吊貨板上卸下，然後藉助四輪推車或叉車，或者全憑一身蠻力把它們弄到適當的位置上去。裝卸工都隨身帶著一個裝有木柄的鐵鉤子，遇到不太“聽話”的貨物，就用鉤子搭住，靠一把力氣把貨物拖走。

碼頭上的擁堵（2）

卸貨也同樣很困難。一艘到港的輪船可能運載了100公斤一袋的白糖或者20磅一塊的乳酪，而它們就堆放在2噸一卷的帶鋼旁邊。要搬走一樣貨物而不損壞另一樣，這就已經夠難的了。起貨機能把成卷帶鋼吊出貨艙，但白糖和乳酪就需要由工人搬運出艙。卸下香蕉需要裝卸工扛著80磅重的一串串硬果走下跳板。搬運咖啡豆意味著把15個60公斤重的袋子搬到艙內的貨盤上，讓起貨機把貨盤吊運至碼頭，然後再把一個個袋子從貨盤上卸下並堆到一大堆袋子的頂上。這種工作可能繁重得有些殘酷。在愛丁堡（Edinburgh），解除安裝滿滿一艙的袋裝水泥，意味著挖透30層樓高、佈滿灰塵且緊緊摞在一起的一大堆袋子，並把它們一袋袋地抬到吊貨板上去。從秘魯（Peru）運到紐約的銅錠太大、太重了，一個人根本搬不動。裝卸工必須要越過碼頭，把這些巨大的金屬塊從到港輪船搬運到一艘駁船上，而駁船會把它們運送到新澤西的一家工廠去。“因為他們不得不彎下腰來幹活，所以當他們結束了一天的辛苦勞動回家時，你會看到他們的樣子有點兒像猩猩，”一個從前的碼頭主管回憶說。“我的意思是，他們都躬著腰；當然，他們最後還得挺直腰板，第二天還要幹活吶。”17

自動化在二戰期間到來了，但影響非常有限。叉車從20世紀20年代起開始使用，到了20世紀50年代時被普遍用來把貨盤從倉庫搬運到船旁；有些港口還安裝了傳送帶，用來解除安裝成袋的咖啡豆和馬鈴薯。儘管有了機械作為輔助，肌肉卻往往還是最終的解決辦法。碼頭裝卸工必須做好準備，今天要處理的可能是裝著嬌弱熱帶水果的小紙箱，而明天的就可能是大量髒兮兮的碳黑。他們的勞作是全天候的，有時候在白天，有時候在夜晚。悶熱的貨艙，結冰的甲板，雨中溼滑的跳板，這些都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被管子絆倒，被吊鉤上的一吊貨撞倒，這樣的危險始終存在。在馬賽（Marseilles），從1947年到1957年，有47名碼頭工人在工作中喪生；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負責裝卸從愛爾蘭海（IrishSea）進入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