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第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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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張燻黑的臉上掛著泥痕，那是眼淚和塵土合成的。又飢又渴的兒童向水邊奔去……見此情景，我的心緊縮起來。喉嚨好像被一團苦澀的東西堵住了。

我們的汽車開下了渡輪。方面軍司令部曾告訴我，第62集團軍司令部設在察裡察河谷，距河口不遠。

城裡的街道上死氣沉沉。樹上沒有一根綠枝，都被大火燒焦了。木房子剩下的只是一堆灰燼和孤零零的煙囪。許多石頭建築也被燒燬，門窗沒有了，樓板也塌了。偶爾可以見到完好的房子。人們正在忙著把包袱、茶炊、器皿從房子裡搬出，運到碼頭上去。

我們的汽車在伏爾加河岸邊沿鐵路線來到察裡察河口，然後又沿河谷來到了阿斯特拉漢大橋，但沒有找到指揮所。天已黑下來了。

在火車站附近，我們遇到了一個工兵部隊的政委。令人高興的是，他知道集團軍指揮所的位置。他把我們帶到馬馬耶夫崗的山腳下。

我們下了汽車，在黑暗中，攀援著灌木和一些有刺的植物，走上了山崗。終於，我聽到了盼望已久的哨兵的喝令聲：

“站住！什麼人？”

指揮所到了。山溝里布滿新挖的避彈壕和掩蔽部。這就是馬馬耶夫崗！我當時怎麼能想到，它會成為斯大林格勒爭奪中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哪裡會想到，這塊土地將被炮彈和炸彈炸得面目全非？

我來到了集團軍參謀長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克雷洛夫少將的掩蔽部。

在這之前，我們沒有見過面，也不認識。不過，我知道他是敖德薩和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領導人之一。在戰爭中，無論是我還是他，都遇到過許多人，往往是遇見後又分手了。但是，這次相遇卻使我們建立了終生的友誼。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後來成為蘇聯元帥，戰略火箭部隊司令員。他是我在漫長的一生中結識的最可親可貴的朋友。我們的友誼一直持續到在紅場上我為他送葬的悲痛時刻。我們之間友誼的建立，不僅是因為我們一起參加了保衛斯大林格勒的許多戰鬥，不僅是因為我們曾一起冒著敵人的炮火渡過許多日日夜夜，而且還因為我們曾為失去自己的戰友而共同承擔苦痛和悲傷。

可當初我們彼此還不瞭解，更不知道我們的性格是否合得來？

克雷洛夫的掩蔽部，嚴格說來算不上是掩蔽部，只是一個較寬的避彈壕，頂上鋪著樹枝和麥稭，最上邊蓋著10—20厘米厚的土。　避彈壕裡一側是土凳，另一側是土坑和土桌。頂蓋在炮彈的爆炸聲中不停地顫動。敵人正在轟擊城市和馬馬耶夫崗，但目前還只是有計劃地普遍轟擊，並沒有明確目標。

桌子攤著幾張地圖，上面落上了土。

掩蔽部裡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手拿電話筒的克雷洛夫將軍，另一個是值班電話員葉列娜·巴卡列維奇。她是個18歲左右的藍眼睛姑娘。克雷洛夫將軍正口氣嚴厲地與什麼人談話，聲音很高，很生氣，而且態度強硬。　巴卡列維奇坐在入口處，兩手各拿一隻電話聽筒，正向什麼人說：

“他正在打另一個電話。”

我掏出證件放在克雷洛夫面前。他一邊繼續訓斥那個人，一邊用眼睛瀏覽了證明信。打完電話後，我們互相問了好。在微弱的油燈下，我看到一張精幹、嚴厲而又令人愉快的臉龐。

“您看，司令員同志，坦克軍軍長未經我允許，就把指揮所從107。5高地遷到了伏爾加河岸邊。換名句話說，下屬部隊的指揮所現在在我的後面。真是亂彈琴……”

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並坐到了桌旁。電話鈴聲不時響起，巴卡列維奇把聽筒遞給克雷洛夫。他開始就明天的任務下達著命令。我努力去弄清談話的內容，我決定不打擾克雷洛夫。我一邊聽他打電話，一邊研究他的工作地圖，研究地圖上的標記和箭頭，我想了解形勢發展的情況。我看到，克雷洛夫這會兒是沒有時間從容地向我通報形勢的。我應該信任他，不幹憂他的行動，不改變明天的計劃，因為反正我也不可能去作任何的更改了。

美國人常說：時間就是金錢。在那些日子裡，可以說，時間就是鮮血。因為要奪回失去的時間，就必須付出指戰員的鮮血。克雷洛夫顯然猜到了我的想法。他一邊打電話，一邊用鉛筆在地圖上指著有關的地段。他向指揮員們說明任務時，講得十分詳細，並多次重複，這樣就使我瞭解了戰鬥情況。我感到，我們之間將會找到共同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