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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我和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克雷洛夫自始至終形影不離。我們住在同一掩蔽部裡,或者可以說是在同一個避彈壕裡,同睡,同吃,共同分擔痛苦和分享歡樂。
他是集團軍的參謀長和我的第一助手。在那艱難的歲月裡,我們彼此息息相關。無論形勢多麼複雜,我們在判斷上從來沒有發生分歧。
我特別珍視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在敖德薩和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中獲得的戰鬥經驗,珍視他的精深的知識、組織才能以及知人善任的優點。
光明正大,關心同志,忠於職守,這就是共產黨員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克雷洛夫的主要品質。
我電告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我已到任,並已接近了第62集團軍的指揮權,接著便著手工作。首先,我決定查清坦克軍軍長為什麼不顧“不許後撤一步!”的命令,擅自轉移到伏爾加河岸邊。我命令叫通他的電話。
“坦克軍軍長已接通,”巴卡列維奇一邊把聽筒遞給我,一邊報告說。
我向他說明了自己的職務,接著就問他為什麼不經允許就變更了自己的指揮所的位置。那位將軍解釋說,他這樣做是因為遭到迫擊炮轟擊,人員傷亡很大,在前線的下屬部隊不穩定和一些其他原因。我問他,在他做出這樣的決定時,他是否與集團軍司令部指揮所聯絡過。他回答說:
“不知道,我馬上查一下。”
我命令這位將軍和他的政委立即到馬馬耶夫崗來見我。
集團軍軍事委員會委員、師級政委庫茲馬·阿基莫維奇·古羅夫來到掩蔽部。我與他打了個招呼,我們以前就認識。
K·A·古羅夫象H·A·克雷洛夫一樣,同我一起工
作。雖然我們不在同一個掩蔽部,但相距也只有2—3米。我們常在觀察所見面,一同分析情況,作出決定。他是一位精通軍事的政工幹部,他善於宣傳身教,從政治上保證戰鬥和戰役的實施。他熟悉司令部的每一個人,瞭解各兵團的指揮員。他知道可以委派誰去擔任什麼工作,並經常提出自己的建議。
司令部各位處長和他們的副手都來到了掩蔽部。
過了一會兒,有人報告我,坦克軍軍長和政委到了。我立刻請他們進來,並讓在場的人都不要走。我問:
“您是一位蘇維埃將軍,是一個戰鬥地段的首長,如果您下屬部隊的指揮員和司令部,未經您允許就撤退到後方,您將做如何想?根據國防人民委員第227號命令,您的行動應該如何評價?您擅自把自己的指揮所撤到集團軍指揮所的後方,這是什麼問題?”
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兩個人都慚愧得無地自容。這點我從他們的眼神裡可以看出來。我嚴厲警告他們,我認為他們的行動是臨陣脫逃,並命令他們於9月13日4時之前把指揮所遷到107。5高地。
古羅夫說了聲“對”,表示贊同的我決定。他命令坦克軍政委到他的掩蔽部去一下。我不知道他們在那裡說了些什麼,但當我們又見面時,我聽到古羅夫對軍政委說:
“今後也要這樣做。”
這時,方面軍副司令員E·A·戈利科夫將軍來到我們這裡。當我接管第62集團軍指揮權的時候,能在馬馬耶夫崗見到他,這使我非常高興。
我經常在戰場上與他見面。在前線各個地段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非常瞭解各集團軍的情況,並總是實事求是地分析形勢,坦率地對戰鬥和戰役的進展發表自己的看法。這一次他也沒有掩飾自己對斯大林格勒命運的擔憂。
菲利普·伊萬諾維奇·戈利科夫很快就走了。他答應向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報告,有必要給我們集團軍增派幾個新銳師,因為第62集團軍幾乎所有的兵團和部隊都在最近的戰鬥中大大地削弱了。有些步兵師只剩下幾百名戰士。在頓河大彎曲部作戰時,第62集團軍就已經受到嚴重損失。
我觀察克雷洛夫的工作,又透過與助手們的談話和了解,在夜間2時左右,我已經基本上掌握了情況,不過還有許多細節不清楚。
9月12日,日終時的形勢是這樣的:向第62集團軍部隊進攻的是敵野戰第6集團軍的部隊和坦克第4集團軍的幾個師。敵人個別部隊已在普諾克以北和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庫波羅斯諾耶附近前出到伏爾加河。配置成馬蹄形狀的德國軍隊從正面和兩翼把我集團軍壓向伏爾加河。
進攻第62集團軍的敵軍由9個配備著加強武器的戰鬥
師組成,另外還有幾個“施塔赫爾”叢集。他們還得到擁有近千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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