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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這麼認為。

但是，任何變化，哪怕是一點變化也沒有發生。

“這是什麼革命？那個薩韋利耶夫仍在我們頭上作威作福！”小夥子們憤懣不平地說：“是誰這麼喜歡他？”

“誰？這還不知道，”伊萬·濟明冷嘲熱諷地說：“臨時政府的部長們，克倫斯基唄！”

伊萬·濟明與我同歲。他是個個子不高、淡黃頭髮、蔚藍色眼睛的年青人。在那些日子裡，他能很快地在錯綜複雜的政治事件中理出個頭緒來，他知道在彼得堡各個角落裡都發生了些什麼。他在我們中間很有威信。

從第一次見面後，我就與他形影不離了。伊萬性格快活，善於交際，精力充沛，極富於幽默感。他嗓音很高，微微有些沙啞，但唱起歌來，聲情並茂，十分動人。當萬尼亞·濟明跳起舞來，他那靈巧的、富於彈性的舞姿，甚至使那些平時最抑鬱不樂的人的臉上，也放出愉快的光彩。他繞著圓圈飛轉，很輕鬆地就跳出一些特別花樣，他的腳快速地敲著地板，似乎從鞋後跟下就要迸出火星，說實在的，我很羨慕他，並且心甘情願地向他學習跳舞。有一次，他甚至說我是最有才能的學生，我也以他的嘉許而自豪，並且暗自懷著將來超過他的念頭。

但是，沒過多久，不幸的事發生了。我永遠忘不了1917年7月4日那個悶熱的中午，當時我們站在喀山大教堂旁邊，那裡正在進行著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突然，槍聲響了。我們推開人群，推倒了一切擋路的東西，跑回工廠……過了幾分鐘，鍛工安德烈·霍列夫的熟悉身影出現在門洞裡，他似乎有些猶豫地邁過門坎，然後停了下來。只是在這時，我們才看見他的雙手抱著萬尼亞·濟明，濟明的頭很不自然地向後傾著，好象在霍列夫胸前睡熟了一樣。

我們把萬尼亞安放到一張工作臺上。他眼睛緊閉，雙手攥成拳頭。他那顯然還沒有碰過刮臉刀的嘴唇上，長著淡白色的茸毛。他的上嘴唇微微地翹起，似乎想大聲說點什麼，但沒來得及。不，我們不信、不願意相信他已經死了，不相信今後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了。要知道，他才17歲呀……

萬尼亞是讓士官生的子彈打死的。當時他正和工人們一起參加遊行，高舉著要求資產階級的部長們滿足人民的要求和停止戰爭的標語。而臨時政府卻命令士官生開槍。

我們大家咬緊牙關，默默地站在萬尼亞的遺體旁邊。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

領班跑來了，他結結巴巴地說，工廠主命令把擾亂分子的屍體從工廠搬出去。但他看到我們堅定的、充滿仇恨的目光，就慌慌張張後退逃了回去。大概他覺得，這個時候，我們什麼都能做得出來。

萬尼亞·濟明沒有親屬。我們討論了怎樣將他埋葬的問題。

那些日子，彼得格勒實際上處於戒嚴狀態。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很危險。在通往墓地的所有道路上，都有可能碰上喝醉酒的哥薩克騎兵偵察隊或士官生巡邏隊。他們都可能讓我們挨一頓鞭子或吃幾粒彈丸。

要不是我那在喀琅施塔得的水雷教導隊裡當水雷手的哥哥伊里亞正巧來到我們廠，我們還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他是和他的同志們一起到我這裡來，當他們知道我們的憂慮後，就決定幫助我們。

水兵們的辦法非常巧妙。他們找來一個趕馬車的，給濟明套上了海魂衫，戴上了水兵帽。四輪馬車向孔博格瓦爾傑伊斯基林蔭道方向駛去。那裡離海軍第二支隊很近，哥薩克和士官生不敢去放肆。伊里亞坐在右邊，他的一個同志坐在左邊，他們裝成醉鬼。在他們中間，躺著濟明，他好象在睡著。

我們目送輪馬車到達“五角”樓，然後轉向海軍支隊方向，漸漸地從我們的視線裡消失。

也許，正是這個時刻，正是在告別萬尼亞·濟明的時候，我也徹底地告別了我的青年時代……

1917年9月，我們那生產馬刺的工廠，由於需要量下降，關閉了。我們失業了。

我閒了下來，便開始經常到我的兩個哥哥彼得和伊萬那裡去。他們和伊里亞一樣，都在波羅的海艦隊服役。正是在他們那裡，我第一次聽到了關於列寧的事。在他們那裡讀了《共產黨宣言》，看到了布林什維克的報紙和傳單。當然，在那個時候，我還不懂得宣言裡所說的深奧的理論。但我深深地懂得：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有枷鎖，而他們將得到整個世界。　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家和地主的鬥爭中將起決定性的作用。

我逐漸開始理解，布林什維克的口號“窮人需要和平，富人需要戰爭”的具體涵義。

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