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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喀琅施塔得看望我的哥哥們。但沒看見伊里亞，他去放哨了。我猶豫了一會兒，不知該怎麼辦。後來，我乾脆躺到他的鋪位上，睡熟了。

有人在我背上猛地一推，把我驚醒了。我一下子躍起身來。在我面前站著一個水兵。

“崔可夫，你為什麼離開哨位？”

他肯定看錯了人，我與我哥哥長得很象。我平靜地回答。

“我是崔可夫·瓦西里，伊里亞是我哥哥。”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水兵是支隊委員會成員。他馬上詳細地詢問起我來：

“你有什麼事，為什麼在這裡？”

我向他講了我的許多想法。我什麼也沒隱瞞，甚至對他坦白了我想打機會搞到武器。為我死去的好朋友向克倫斯基復仇。顯然，他很欣賞我的坦率態度。他請我抽空兒到委員會去一趟。

我哥哥回來後，我把同那個水兵的談話內容告訴了他。

“他是庫茲明同志，”伊里亞說：“一個很好的人，一個布林什維克。”

……不久，我又來到喀琅施塔得。我很快找到伊里亞，剛剛告訴他，我依然還沒找到工作的事，庫茲明就來了。他問明瞭事情的原委，建議我留在喀琅施塔得，留在水雷教導隊。17歲就當一名水兵，而且還在喀琅施塔得。還有什麼比這更了不起的呢？我高興得不知怎麼說才好。

“太好了，謝謝你！”

從這時起，穿上一身水兵裝的想法，佔據了我的整個頭腦。

過了兩天，我把裝有零碎物品的小箱子帶到了喀琅施塔得。正如庫茲明所允諾的我作為一個水兵被編入了水雷教導隊。

於是，我的新生活、軍人的生涯開始了。

在十月起義以前，我兩次去彼得堡的奧布霍夫工廠，庫茲明派我帶著黨的任務去那裡找工人同鄉，瞭解他們的情況。一切跡象表明，奧布霍夫的工人們已在積極地準備著，他們正在焦急地等待出發的訊號。

10月23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隊伍開始編隊。幾乎所有人都被編入隊伍。一支隊伍要去海軍第2支隊，另一支隊伍去波羅的海造船廠。但是，不知為什麼哪支隊伍裡都沒有我，大概這是哥哥伊里亞對我的關心。他自己帶一隊伍去彼得堡了。我心裡感到很難堪——要知道我同樣可以消滅士官生。但我所受的這種委屈並未持續多久，一天以後，好訊息從天而降：列寧領導的武裝起義勝利啦－…我們歡呼著，跳躍著。就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得知二哥伊萬的命運。他在幾個月以前就失蹤了。原來，他在7月就被抓進了監獄，囚禁於死牢中。伊萬怒斥克倫斯基之流是革命的叛徒、是屠殺工人階級的劊子手。法院判決伊萬死刑，但獄吏沒來得及執行這個判決。

冬天來了。芬蘭灣和涅瓦河都封凍了。許多水兵從喀琅施塔得來到彼得堡，在那裡執行著蘇維埃政府的各種任務。這一時期發生了計多使人憂慮的事件。革命的敵人開始抬頭了。他們不斷地暗中破壞人民政權各項決議的實施，接連地組織反革命暴亂。黨把最可靠的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隊伍投入到與他們的鬥爭中去。這一次，伊里亞把我帶上了。我們被派去警戒莫斯科至薩拉托夫鐵路上的列車。列車從薩拉托夫將糧食運送到俄國中部地區。整個1月和2月，我們都在糧食專列的取暖貨車上度過。

2月份，我們收到了父親的來信：

“富農、商人、官吏煽動人們起來反對蘇維埃。因為你們，他們向我報復。前幾天，他們放火燒了我的穀倉，整個棚子都燒光了。家裡已無糧草，盼你們回來幫助我……”

在這一天，伊里亞被批准短期休假。

“跟我走，回家去看看父親！”他對我說。

“時間很長嗎？”

“咱們看情況。”

……謝列布里亞普魯德村散佈在奧謝特爾河河谷裡。村莊的中心部分在右岸。　筆直的街道兩旁是木板或鐵皮屋頂的房屋，或者是高高的圍牆。在中心區的廣場周圍，佈滿了貿易貨棧和石頭房屋——商店、小鋪、倉庫等等。在中心區居住著富裕的農民、商人、牲口販子和工人。在河的左岸，沿著坡地和窪處，亂糟糟地散落著一些小房子和殘破圍牆圍著的小木屋。河彼岸的這部分村子被稱為“鱷魚嚎”。這裡住著貧農。只有我父親伊萬·伊萬諾維奇·崔可夫的房子夾在這一帶都是兩個窗子的木屋中間顯得突出。房子呈十字形，一共有6個窗，大門安裝在深埋地下的橡木柱子上。我父親是個身強力壯、性格剛毅的人。他養活著一個有8個兒子和4個女兒的大家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