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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英國左派所詬病的標準發音。沒說的，就是英語社會核心的主流英語。聽了這種英語，人們不會說：“啊，一聽就知道他是哪裡人，他想在社會上做什麼，他父母是怎麼回事，他在哪裡上學。可憐的人兒！”我的英語已經毫無非洲口音，不可能漏出半點混血血統的痕跡。但我講法語就不一樣了，得儘量小心，因為我還是不能完全根除非洲口音的影響。我的英語不是地方性的，不是倡導取締階級論的布萊爾的追隨者說的那種含糊的英語，不是保守黨高階官員講的倫敦腔，也不是加勒比海地區那種音樂般的英語。它也沒有先父那種母音跑調的愛爾蘭土腔英語的痕跡。雖然我過去喜歡、現在仍然喜歡先父講的英語，但那是他的，永遠也不會是我的。

是的。我講的英語是純正無瑕、沒有打上任何烙印的。偶爾在風景區接待非洲旅客時，我才會故意用上南撒哈拉地區語言特有的輕快語調，我樂於將此比作咖啡裡的一滴牛奶。我喜歡這樣的調味品，客人們也喜歡，因為這讓他們感覺我很自在。我不在他們的陣營，但也不在其他人群的陣營。我獨自一人矗立在大海中央，做麥克爾修士一直告訴我要做的事：充當上帝子民之間的橋樑與不可或缺的紐帶。每個人都會有虛榮心，而我的虛榮心就是成為房間裡沒我就無法溝通的那種人。

倫敦口譯員　第一章（8）

為了迷人的妻子佩內洛普，我想成為那種人。為了趕上為她而舉行的酒會，我拼命地跑上兩段石階，累得半死。酒會在一家很受歡迎的葡萄酒廠的高階包間裡舉行，位於英國報業中心的倫敦金絲雀碼頭。酒會之後，她所在報社的新任百萬富翁老闆將在其位於肯辛頓的高階住所舉辦正式晚宴，只有為數不多的人獲邀參加。

看了看戴在手上的金錶，也就是伊梅爾達送給麥克爾、麥克爾又轉送給我的那一塊，我知道自己只遲到了十二分鐘。可能你會說，在倫敦這個剛被炸彈襲擊嚇怕、半數地鐵停靠站又出了毛病的地方參加戶外沙龍，遲到十二分鐘反倒可能被視作一種成就。但對於超級好丈夫薩爾沃來說，十二分鐘就跟十二小時一樣。這可是專為佩內洛普舉行的盛大酒會，是迄今為止她為時不長卻輝煌無比的職業生涯裡最盛大的一次。而我，她的丈夫，跟在客人後面慢慢地往前擠，現在才走過她所在報社的辦公區。昨晚一整夜我都留在北倫敦地區醫院，沒辦法，因為身邊的情況讓我對自己失去了控制。從醫院一出來，我就叫了輛計程車，一路狂奔回到位於巴特西的家。我讓車在外面等，出於出席酒會的禮節需要，自己則進屋飛快地換了身全新的晚禮服——跟老闆同桌你就得這樣注意社交禮節——但連刮鬍子、刷牙或者沖澡的機會都沒有。當我穿著得體的服裝到達目的地時，我已經渾身大汗了。但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及時趕來了。我到達時，很多人已經到了。他們是佩內洛普的同事，有上百名。其中少數高階職員穿著晚禮服或長裙，其餘的穿著休閒西服。他們所有人都擁在一塊，走進了一樓的多功能廳。廳內牆壁上裝有近光燈以及塑膠盔甲。他們抬肘舉懷，暢飲甜暖的白葡萄酒，而我這個後來者卻被擋在大廳邊上，跟侍者們待在一起，他們中多數是黑人。

一開始我沒能看到佩內洛普。我想她跟我一樣擅離職守了。有一會兒我還希望她已決定最後入場，直到我看見她擠在大廳的另一端，正跟她報社的高層們說得興高采烈。她穿著一套綢緞製成的長褲套裝，很新很平滑。那一定是她當做禮物買給自己，並在辦公室或者在她來此前最後待的其他什麼地方換上的。為什麼，我大腦的一邊在大叫，哦，為什麼我沒買來送給她？為什麼一週前吃早餐或者在床上睡覺時我沒有想到她也許正等著我對她說：佩內洛普，親愛的，我有個好主意。我們一起去騎士橋，給我倆選購一身新衣服，好參加為你舉辦的盛宴，全部由我付賬，如何？購物是她的最愛。我本可以早就安排好這一切的，我本可以扮做她的仰慕者，在她最喜歡的一家餐廳裡請她共進晚餐，而不介意她賺的錢不僅是我的兩倍，還有說了你也不信的豐厚外快。

另一方面，由於某些原因——我還是等時機更合適時才跟你們說吧——我大腦的另外一邊很高興我沒有向她這樣提議過。這跟錢無關，倒是與壓力之下人的逆反心理有很大的關係。

不知道是誰的手掐了我屁股一下。我轉過身來，剛好對上了傑利科充滿笑意的目光。傑利科暱稱“傑利”，是佩內洛普所在報社最新的一顆“白人青年中的希望之星”，最近剛剛從一家敵對報社跳槽過來。像往常一樣，他懶洋洋、醉醺醺、古里古怪的，中指與食指間夾著根手卷香菸，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