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頁)

按著，我也說不清自己到底按了多久，但即使那隻雞還會反抗都沒必要那麼久。我清醒過來時，意識到自己正輕快地沿著威爾士王子大道往西走去，夾克口袋裡就塞著那本《克倫威爾，我們的領袖》。

貝拉·維斯特餐廳的那張大橢圓餐桌上坐著三對夫婦。男的長得都很健壯，穿著運動夾克，妻子們也一樣壯，顯然，他們過慣了好日子。有意無意間，我很快就瞭解到，他們來自小鎮裡克曼沃斯，他們稱之為“裡基”。他們來巴特西公園參加一場名為“天皇”的日場演唱會。他們中說話最大聲的是一個女的，她覺得這場演出不怎麼樣。她說她從不喜歡日本人，在她看來，日本人並不會因為唱歌而變好。她一個人狂侃，想到什麼話題就說上一番。有時候，她得停下來想一下要說什麼，就“呃”幾聲再接著說。但她其實不必擔心，因為其他人沒那個膽子打斷她。她氣不喘，調不變，一口氣從“天皇”演唱會說到她最近做的手術上。給她做手術的那個婦科醫生把手術搞砸了，但沒關係，對方是她的密友，她已經決定不起訴他了。她又馬不停蹄地從手術說到她的女婿，一個藝術家，那人讓她很不滿意，是她所認識的人中最懶的一個。她還發表了其他看法，意見都很強烈，她的那些觀點對於我並不陌生。她說這些時就像是扯著喉嚨在喊一樣。那位鞋子擦得鋥亮的小個子紳士本來在看《每日電訊報》，猛地把攤開的報紙合了起來，縱向對摺，用它拍起桌子，啪，砰，啪，然後又多拍一下想看看別人有無反應。

倫敦口譯員　第二章（2）

“我有話要說。”他對著空氣挑釁似地宣佈道，“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他這是在闡述其個人原則，向他自己而不是別人。

說完，他走向那三個健壯男人中個子最大的一個。貝拉·維斯特餐廳是一家義大利式餐廳，地板是水磨石的，沒有窗簾，抹灰頂棚又矮又亮。那桌人即使沒聽見他的宣告，至少也應當聽見他走路時那雙鋥亮的鞋子踩在地板上發出的“砰砰”聲，但那個唱主角的婦女正向大家大講她對現代雕塑的看法，在她眼裡，它們毫無價值。那個小個子紳士連喊了好幾聲“先生！”才讓那桌人注意到他。

“先生！”他又叫了一聲，禮貌而又嚴厲地對那位“桌長”說道，“我來這裡是要用餐讀報的，”——他像舉起狗咬膠之類的法庭證據似的舉起報紙——“但事與願違，我居然飽受洪浪般的對話噪音侵擾，這麼吵鬧、瑣碎、刺耳，結果我——嗯——”——他用“嗯”對那桌人開始注意他講話表示感謝——“而且這其中還有一個聲音，先生，比其他聲音都要吵。我不想指責你們，我是紳士。但是，先生，我請求你們好自為之。”

這樣講完之後，小個子紳士並未就此離開“戰場”。相反，他站在那桌人面前，就像一位面對著不停開火的敵人仍舊堅守陣地的自由鬥士，抬頭挺胸，兩腳合攏，鞋子鋥亮，報紙整齊地放置一旁。三個壯漢盯著他，一臉狐疑，那個被惹惱的婦女則盯著她丈夫。

“親愛的，”她咕噥道，“做點什麼！”

做什麼？如果他們做了些什麼，那我要做些什麼嗎？很明顯，那三個來自裡基的大漢是老運動員。他們穿的運動夾克上的飾章散發出運動隊標誌的光芒，不難猜出他們曾是警察橄欖球隊的一員。如果他們狠揍小個子紳士一頓，我這樣一個棕色面板的無辜旁觀者又能做些什麼呢？只會讓自己被打得更狠，還會被警察以違反《反恐怖法》的罪名逮捕，對吧？

結果，那三個男的什麼也沒做。他們並未猛扁小個子紳士，然後把他扔到街上，隨後把我也扔出去，都沒有。相反，他們看了看自己強壯有力的雙手，大聲討論起來，一致認定那個可憐的傢伙明顯有問題。他們認為他精神失常，對公眾是個威脅。其中一人還建議打電話叫救護車過來。

至於那個小個子紳士，他回到自己那張桌子，留下一張面值二十英鎊的鈔票，對著側廳很威嚴地叫了一聲“祝你們晚安，先生”，但對我什麼也沒表示，便大踏步走到街上。他個兒不高，但此刻在我看來卻像巨人一樣。我一直坐在原處，假裝在看《克倫威爾，我們的領袖》，心中把自己和他作了對比：一個敢在老虎身上掐一把；一個一邊說著“是的，親愛的，我完全理解”，一邊卻把酒燜仔雞倒進垃圾處理器。

我記得第二個徵兆出現在此後一天，即週二晚上。那晚我在“聊天室”裡完成四小時保家衛國的工作量之後才返回巴特西。途中我做出了連自己也吃驚的舉動：我居然提前三站就跳下了還沒停穩的公交車，全速奔跑起來。從邏輯上講，我本應穿過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