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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威爾士王子大道的那座公園，但我轉身跑向我剛剛經過的那座通往切爾西的大橋。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是啊，我是很衝動，但是什麼使我衝動呢？當時正是上下班車流的最高峰。一直以來，特別是最近這段時間，我很討厭在那些緩慢前行的車輛旁邊步行，因為我不喜歡車裡的人那樣看我。當時我穿著我那雙最好的加拿大街鞋，鞋孔與鞋跟都嵌著皮，後半側是用橡膠做的。我拼命地奔跑，身體前傾。如果你有跟我一樣的膚色、一樣的體格、一樣的年齡，也一樣帶著一個公文包，那你不難想像當時的情景。我在患了炸彈恐懼症的倫敦瘋狂地全速飛奔，目光直直地看著前方，不向任何人求救，也不急匆匆地闖入人群當中。顯然，這樣的奔跑在一天的任何時候都是瘋狂的，在上下班高峰期就更是神經錯亂了。

倫敦口譯員　第二章（3）

我需要運動嗎？我不需要。佩內洛普有私人教練，而我則會繞著公園晨跑。我之所以沿著熙熙攘攘的人行道狂奔，穿過大橋，是因為我剛才從公交車接近頂部的高度看到了一個嚇呆了的小孩。我大概只能為自己找到這個理由了。他六七歲，正困在河流與道路之間的花崗岩石壁當中。他的腳踝抵住石壁，雙臂伸展開來，他的頭歪向一旁，不敢往上看或往下看。在他下方，車流不停地飛馳而過。在他上方，有一道狹窄的擋牆，那可能是專為年紀大一些的想出風頭的壞小孩設計的。現在擋牆上就有兩個壞小孩，邊跳邊笑他，噓他，說有膽子就上來。但他上不去，他怕車流，更恐高。他知道，即使他設法爬到擋牆的另一端，他也會從六十英尺高的半空中掉下來，掉到牽道上，或掉到河裡。他既恐高，也不會游泳。這正是我拼命狂奔的原因，我覺得這麼做值得。

當我跑到那裡，已經氣喘吁吁、大汗淋漓了。但我看到了什麼？沒有小孩，不管是嚇呆了的還是歡蹦亂跳的，都沒有。而且那裡的地形也變了，沒有花崗岩護牆。護牆的一邊沒有讓人看得頭暈的人流與車流，另一邊也沒有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在大橋中間的警察值勤處，一個面容和藹的女警正在指揮交通。

“不要跟我說話，親愛的。”她一邊打著旗語一邊說。

“你剛才看見三個小孩在這裡玩耍嗎？他們可能死了。”

“我這裡沒看見，親愛的。”

“但我看見他們了，我發誓我看見了。有一個較小的孩子困在石壁上。”

“你再煩我一分鐘，我就帶你到局子報到，親愛的。現在請你開路。”

於是我就離開了。我轉身走過了大橋。我從一開始就不該過這座大橋的。一整個晚上我邊等佩內洛普回家，邊想著那個進了虛幻地獄裡的嚇呆的小孩。第二天早晨，我生怕吵醒佩內洛普，便躡手躡腳地走到盥洗室。直到這時，那個根本不存在的小孩依然困擾著我。那天白天在為一家荷蘭鑽石財團做口譯時，我把有關那小孩的事鎖進我大腦深處，那裡還藏有許多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到了晚上，那小孩依然出現在我腦海裡，他雙臂伸展，手指使勁地攀附在花崗岩石壁上。次日清晨，北倫敦地區醫院緊急召我，七點四十五分我出現在那裡的熱帶病病房裡，為一名看不出年紀的垂死非洲人作口譯。那人只講母語金亞旺達語，拒絕使用其他任何語言，所以別人一個字都聽不懂。

在藍色夜明燈的指引下，我沿著似乎沒有盡頭的走廊往前走。一些奇特的路標已經告訴我要走哪條路了。一些病床被屏風隔開，以示為重症病床，我們要去的就是這樣的病床。我蹲伏在床的一邊，另一邊就是一位身份較高的護士，中間只隔著那個垂死病人的雙膝。據我推斷，這個護士是中非黑人後裔，其學識與責任心都超過多數醫生，但她留給我的第一印象可不是這些，而是她走進病房時步履輕快、俊氣逼人的樣子。她左胸上佩著一個名牌，寫著“漢娜”，但那不太可能是她的名字。她脖子上掛著一個金質十字架，扣著釦子的藍白色制服緊裹著修長苗條的身軀。當她站起來在病房裡走動時，就好像舞蹈家那樣輕盈。她的頭髮整齊地梳編起來，從額頭一路往後壓，與頭後面的頭髮渾然一體。不過出於實際需要，她的頭髮已經剪短了。

倫敦口譯員　第二章（4）

我和漢娜兩人一直長時間地注意對方，部分原因可能在於我得等她說話，而她得等我翻譯。她連珠炮似地問病人問題，我感覺她的問題簡潔、準確、體貼，而我則適時地將其翻譯成金亞旺達語，然後兩人就等那個可憐的傢伙回答，有時候我感覺到得連續等好幾分鐘。他用童年在非洲時說話的那種口音咕噥著回答，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