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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稷下學派既然彙集了天下最銳利的思想，一切也就由不得君王們的心願了。齊國國君知道總是搞葉公好龍那一套不行，所以一度也只得聽之任之。於是一些曠世大言也就紛紛出籠，它們不僅震響了當時的廟堂，而且還記載於著作流傳到久遠的後世。如果統計一下，按時間算，可能中國歷史上產生振聾發聵的大言最多的，就是稷下學宮時代了。大言逆耳，大言驚心，大言奮民，大言誤國，反正怎樣理解都可以。不過如果一個泱泱文明古國，回頭一看連幾句擲地有聲的大言都沒有，那也太可悲了。而且，在經濟騰飛市場繁榮、商業流通變著法兒發達的臨淄城，如果沒有稷下學宮的“大言”來平衡一下“大物”，那就會陰陽失調，齊國的腐敗也就更快了。是的，“大物”的時代尤其需要“大言”。

稷下學人的一些言論說得太好了，有底氣，有義理，有可供一代代人穿鑿的深度，有耐得住幾千年咀嚼的意味。它們放之四海而不顯得曲折隱晦，置於私室也足以洞照心靈。這些言論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有淳于髡、孟子、鄒衍、荀子、宋鈃、田駢、慎到、環淵、王鬥和顏鐲、兒說和田巴、季真和接子、尹文和魯仲連，這個名單還可以一直開下去。由於這些人處於不同的學派，即能夠從極為偏僻處發起論述，揭去遮蔽，使各種觀念交鋒激烈。我們平時說的“話不說不明，燈不挑不亮”，就是這個道理。為了明晰，需要他人充分說話；為了光明，就得不斷挑剔。就這個意義上來論，“大言誤國”之說是完全扯淡的。“大言”不僅不能誤國，相反是“禁言誤國”、“小言添亂”。言路通暢，人人平等，絕不能捂著對方的嘴放言。

“大物”時代更需要“大言”嗎？（2）

《孟子？滕文公下》記錄了一個場景。也就在這個場景裡，孟子為我們留下了千古名句，他的這段話竟成為中國人立身的最高理想，成為中華文明中最激動人心、最有感召力的一次言說。迄今為止，世界上出現了多少英雄人物和豪言壯語，但像孟子這段話說得如此鏗鏘又如此真切、如此有說服力、如此切實不浮的，幾乎還沒有過。當時有個叫景春的人和孟子在一起，對方說到了天下沉浮，連連感嘆說：像公孫衍和張儀這樣的大外交家縱橫家，真是了不起的大丈夫啊！瞧他們一旦發火了各國諸侯都害怕，他們安安穩穩呆在一個地方，天下的紛爭也就平息了！孟子對這種浩嘆當場給予了駁斥，說：他們算什麼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應該“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為大丈夫”。

在孟子眼裡，一個男人為了自身的一點利益搖唇鼓舌，跑來顛去搞合縱連橫，翻雲覆雨，追求富貴，害怕貧賤，屈服於威武，其實是非常可憐的。這種認識，使人看到一介書生的孟子，具有何等的氣概，他在權力面前不亢不卑，頑強地堅持自己的理念；他手無寸鐵，卻耿直堅毅到不可摧毀不可侵犯的地步。這種情形讓人想起了他的另一句名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這樣的大言之所以讓人不敢濫施妄議，那是因為它正義充盈，無私無隱，更因為言說者的一生行為都在為這些言論做出最好的註解。孟子的一生不僅有出行相隨幾十輛上百輛華車的顯赫，更有遷徙艱難的困窘，可以說是大起大落，寵辱未驚。“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孟子所列舉的這些險象與艱辛坎坷，他本人也肯定未能倖免。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這些千古不朽不易的名言，仍然出自孟子。一部《孟子》，儘可閱讀一生，其中處處可見大言，這些大言真可以說是“曠百世而一遇”啊，與他老師的老師孔子交相輝映。孔子的語言更簡潔涵蘊，孟子的語言則像金屬一般振響。聖賢來自千古文明的滔滔河流，如果簡單憑好惡來阻拒他們，就好比抽刀斷水一樣無聊而無功。像現代全球化這等“大物”之年，我們兩手空空，除了以“大言”去加以平衡，恐怕也沒有更多的好辦法了。網路時代的洶洶水流也許有更多的淹沒，可是網路在馱載“大言”行走的速度方面，大概也是毫不含糊地高效率吧。

齊國的君王們興稷下，倡百家，葉公而不好龍，飛龍就可以自由翱翔於臨淄街頭。君王們不免有好大喜功之嫌，像搞商業批發一樣搞起了“思想”和“文化”的大宗買賣。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