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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奧，那一大堆學術名詞解釋起來頗為麻煩，但簡單點說，就是以社會總需求為核心，以擴大消費來發展和刺激生產。

他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政府幹預的方法，比如調節消費傾向、投資引誘等等。他指出影響消費傾向的主觀因素極為重要，並明確指出這其中包括了心理因素、社會習慣和社會制度。也就是說，要提高消費傾向增加消費總量，就要讓國民養成大把花錢的習慣，還要有地方花錢；而這後一條，當然與一個時期所採取的社會制度有關。

這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的聰明，如果說它從經濟理論和學術意義出發，還不如說是從人性和人的慾望出發。在他這一套理論的指導下，西方經濟果然經歷了相當長的繁榮期，而且這個時期直到今天還沒有終結。他於是理所當然地被譽為西方經濟的救星。西方冷戰的勝利，凱恩斯當然是拔得了頭功。

其實東方早就有了凱恩斯式的人物。這個人沒有他那樣一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但對其中的主要觀點卻是相當熟悉的。這個人就是春秋末期的齊國人，是齊桓公時期國家的實際治理者管仲。一說到管仲，許多人必要去找那部叫《管子》的著作，以為讀這部書才可以弄懂管仲。其實未必。因為這不是管仲當時的言行記錄，更不是他親手所寫，甚至連能否準確地記述他的主要思想都成問題。如果將這部書與凱恩斯的觀念對應來看，非但不夠接近，而且還大相徑庭。

原來《管子》是許久之後，由齊威王齊宣王時期的稷下學宮編纂而成的，其中的內容已是當時學者所寫，是他們將自己的理想境界以及治國理念，記到了《管子》名下。在這部書中，儒學精神已經成為它的核心，如“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等等，可能與管仲根本搭不上界。

管仲可沒有那麼高的調子。他更務實，更注重開放，更少一些“禮義”之類的禁忌，一切都從實際出發，極為通曉人性的奧秘，很懂得調節一個時期人的消費傾向，改變和引導社會習慣，並從社會制度上加以變革。這些都與現代的凱恩斯是一樣的。他的所有變革措施都緊緊圍繞發展生產，而且始終以擴大消費來刺激生產，強化生產規模。在這方面，管仲雖然是生活在春秋時代的人，可是他的頭腦一點都不老舊呆板，許多方面比今天的年輕人還要激進得多。這確乎是一個超越自己時代的不凡人物。

當那些稍為僵持和死板地劃分歷史時期，如確定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等不同階段的人，可能在管仲這兒會遇到一個難題。他人在春秋，思想卻跑到了凱恩斯那兒，而後者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之父。原來無論是幾千年前或幾千年後，人性終究還是一樣的，經濟學其實與文學一樣，最終還是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好的經濟學家仍然要洞悉人性。這也是治國理政的規律吧。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是充分人性化的，他採用的嚴謹的學術語言，不過是另一種人性的圖譜和解說辭罷了。而回到管仲這兒，他就將一切來得更簡單了，乾脆不需要這麼多解釋，而直接放手去幹就行了，直接將這些理念交給行動就得了，這樣不是更快嗎？

果然很快。短短三四十年，齊桓公時期就由一個從戰亂中剛剛立足的弱國，一躍而成春秋首霸，這種情況是姜太公受封於齊國以來，姜姓政權從來都沒有做到的。管仲的大膽舉措首先是合了齊桓公的脾胃，滿足了他的口味。管仲面對的國君實際上就是一個最好的慾望的標本，這個人的一切需求哪怕稍稍得到一點滿足，那都是不得了的消費。齊桓公的荒淫無度是歷史上最有名的之一，而他當政期間齊國經濟的振興速度，同樣也是歷史上最快的之一。

大概當時的所有諸侯國當中，還沒有哪個國家像齊國一樣重視工商業。以臨淄城為例，當時的工商從業人員已經佔到了總人口的近三分之一。為了鼓勵工商，國家從稅率政策上給予了極大的優惠，並大大放寬了出入關稅及市場上的商業稅。除此之外，令人大開眼界的是，管仲竟然在齊桓公的宮中設有七處市場，並設有“女閭七百”。按一閭二十五家計算，這個妓院（女閭）的數量實在稱得上是龐大了。妓院設在了宮中，齊桓公當然感到十分方便。另外這些妓女也用來接待四方客商。記載中，這裡為各國來齊的客商建立了專門的館舍，而這些人經營的貨物越多優待就越高：一輛車者白吃；三輛車者白吃並供給牲口飼料；五輛車的大商人除享受以上所有待遇外，還要配給五個妓女服侍。正因為類似的制度，齊國才商賈雲集，臨淄遂成為天下最熱鬧的地方。

僅僅從管仲在齊桓公宮中設定“七市”和“七百閭”的情形來看，就可以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