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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這一機會對一國之君循循善誘，委婉形象、細緻入微地講解起治國興邦之道來了。

本來齊宣王回應他的所有“毛病”，即寡人之“疾”，都不是什麼認真作答的好話。孟子又是何等聰明敏捷的人，他怎麼會聽不出來呢。但他最有趣最巧妙的地方，是對這些公然的嬉鬧和對抗非但毫無責備之詞，還一概都說“好啊”，一概加以肯定。這大概大大地出乎齊宣王的預料吧。齊宣王內心裡的得意於是也就受到了摧折，在這場語言的機智交鋒中，權力者儘管擁有天時地利的支援，也還是處於下風。孟子機巧地把隨口吐出的讚歎引伸開來，借古喻今，舉了許多例子，把齊宣王致命的“毛病”一一化解轉移成施行“仁政”的優勢和條件，並且說得文理通順，邏輯嚴密，無懈可擊。

說到這兒，這場對談的趣味和意義，也就盡在其中了。

國家富強到了齊宣王時期，也就由不得當政者不驕奢了。可是理想與境界高遠到了孟子這樣的地步，也就難以滿足於齊國目前的富足和強大了。也許在孟子眼裡，齊國的一切離仁政還差十萬八千里呢，也許這個所謂的強盛之都正危機四伏呢。事實肯定會偏向孟子的洞徹，偏向於他的憂慮。齊宣王本人雖非齊桓公當年那麼淫蕩無度，國政也遠遠沒有後者晚年那樣的危象，但國家積累的問題仍然極多，上層的奢糜腐敗和底層的民生多艱，同樣顯豁地對比著。這些正在不斷地發酵和醞釀，到了他的後輩齊閔王時期，一切也就更加突出地暴露出來，以至於弄得不可收拾。

孟子的“仁政”思想當然來自孔子，他正是在孔子的基礎上開始了自己的新思維。這種源於魯國的儒學之於齊國，會有極難融合的因素，因為它繼承了西周正統的禮與義，又生長發育於內地平原，要在風土迥異的齊國落地生根可能是大不易的。齊國當年是與魯國一起被封的，都是周室的嫡脈，西周王室曾經叮囑它們之間永世不得相沖突。可是後來魯國越來越弱小，齊國也就瞧不起這門窮親戚了。兩國不僅時有爭執，而且齊對魯還有過攻城掠地的不義之舉。對於齊國來說，儒學等於是“小國大言”，根本打動不了齊國的心。

齊宣王並不是一個十分好色的君王。說到底，他最喜好的還是稱霸中原，是一統中國，一直夢想取得當年西周那樣的地位。“好色”是他自己說的，這往往並不能做數；而“喜文學遊說之士”，卻是正史上清清楚楚記載下來的。所以稷下學宮到了他這一代，也達到了最為鼎盛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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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滅亡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見原書第八章之《恣意的代價》）

歷代權勢階層要形成自己的統治集團，都要與這個時期的某種社會力量加以結合。在齊桓公時期，是世襲貴族與管仲為代表的工商勢力的聯合。這種聯合由於集中了傳統政治權威和社會上的大部分財富，所以當時在齊國是一種最強勢的組合，國內不可能有任何可以匹敵的第二力量出現。工商階層如果單單以人數論，當然遠不如農業人口眾；但在齊國，這卻是一個極有實力和歷史的特殊群落，控制了鹽鐵漁織以及所有商品的流通，等於是扼住了一國的經濟命脈。管仲的改革雖然讓鹽鐵變為官營，但不可能徹底抽掉和摧毀原來的產銷體系，而是隻能改造和利用這個體系。

管仲時期的治國模式和經營理念，對齊國後世的影響非常深遠。強大的物質積累是謀求霸業的君王們夢寐以求的，而管仲的最大功績就是完成了這一積累。無論是齊威王的兒子齊宣王還是孫子齊閔王，都基本上延續了這樣的發展模式。工商業在齊國全部產業的比重中所佔的份額，自很早以前就是所有諸侯國中最大的，這就成了齊國特殊的國情和現實。對比齊國，一個最為不同的例子就是西部的秦國，在那裡，從商鞅到李斯，沒有一個為相的人敢走管仲的道路，相反他們還要制定嚴厲的法律，全面限制工商業的發展。所以秦國的統治集團內部，不可能形成代表工商利益的階層，而只能是新興的地主勢力與王室權力的聯合。齊與秦這兩種不同的政權組合形式，當然反映著不同的政治內容和施政方向，也是決定今後統一路徑的最重要的因素。

比較起來，齊國更像一個現代國家，物質豐富，五業並舉，一度還擁有天下第一流的學術與藝術。可以稍稍展開一下想象，如果不是處於冷兵器時代的戰國，那麼在軍事方面，齊國將有足夠的財力開展軍事科研，併購買和研製最現代化的武器，國防應當是完全不成問題的。因為它的工業力量和製造技術天下無敵，支援這種軍事擴張的物質基礎是非常牢固的。但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