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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導消費和提倡生產方面走了多遠。同時，與現代的凱恩斯如出一轍，除了由政府來引導消費傾向之外，管仲還積極調節投資，以種種措施，全方位地刺激齊國的“有效需求”。他也像凱恩斯一樣，極為注意消費傾向的波動。他在社會制度的改革與調整方面，都緊緊圍繞了擴大消費這個主題。

在現代資本主義的商業運作體制中，性事從來都是一味重劑，在一個時期一個地區，一種泛性的心理，與一種啟用膨脹的消費傾向總是有著密切的聯絡。管仲當年正是從社會變革與發展經濟兩個方面，採取了與現代凱恩斯極為相近的思路。可惜他的這一思路，在後世人為他纂寫和編輯的《管子》中，並沒有得到準確的表達。

稷下學宮與歷史上的百家爭鳴（1）

（見原書第七章之《稷下學宮》）

書寫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人，只要一提到“稷下學宮”四個字，立刻就要肅然起敬。中國人乃至於東方人都會將其引以為榮，充滿了自豪感。這不僅因為一座巨大的學術殿堂出現在春秋戰國時代，還因為它歷時如此漫長，並且與一些偉大思想家的名字連在了一起。著名的“百家爭鳴”之說也就由此產生，它作為一個得到普遍認可的學術準則，正為全世界所接受。稷下學宮每每作為一個巍峨高聳的形象，屹立在中國文化史上。如果說齊國的君王們尚做了一些大不平凡的偉業，有過一些驚世駭俗的豪舉，那麼這個學宮的建立以及能夠持久地矗立，就算是它的一個至大成就。

稷下學宮因為建在了臨淄的稷門而得名。它由齊國的齊桓公田午時代所建立，截止於齊國的終結之期齊王建，總共有一百五十年左右，跨越了幾代人的時間。初創時期的齊桓公田午，並非以管仲為相的那個齊桓公，而是田姓取代姜姓“田齊”之後的首位國君。為了區別他們二者，通常稱後者為“齊桓公午”。他究竟是因為羨慕前一個齊桓公的振興偉業還是其他，才取了一個與之相同的名字，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了。但僅就其興辦學宮招徠天下名士的胸襟來看，即可判斷這個人有著非同尋常的文化與政治抱負。沒有稷下學宮這樣的思想和學術的奠基之作，也就不會有後來緊隨其後的“威宣盛世”。談歷史說變遷的人士，常常輕許“盛世”，可是隻有深入齊國威宣時代，才會對這兩個字有著更深切的理解，同時也會對“盛世”的源頭與稷下盛況連線起來，知道一切並非是空穴來風。

通觀齊國曆史，可以結論說“稷下”興則國運興，“稷下”衰則國勢危，“稷下”滅則齊國終。而在稷下學派形成之前，任何一個繁榮興旺之期，都具有百家匯齊的思想奔放和揮揮灑灑，有“稷下”的隱隱萌芽。所以說稷下學宮誕生於齊國，而不是秦國或其他地方，當有一個歷史的必然。如果沒有萊國人士“好議論”的傳統，沒有東海的洋風鼓漲，沒有方士和商賈的交錯奔走，沒有鹽鐵工業的大規模興起，沒有半島遊士頻繁的訪談和聚會，又怎麼會有稷下學宮的最終矗立呢？就這樣，一座偉大的學府合於時而生，可以說是投和了天地人三者的因緣。

到了齊威王齊宣王時代，稷下學宮已經進入了自己的鼎盛期。這時它已經擁有天下最負盛名的學者和文學家，他們人數已達數千，從淳于髡和鄒衍再到荀子和孟子，列為上大夫的就有七十多人。這些人待遇極為優厚，居有豪室，出有華車，像記載中的孟子，出門時常常有四五十輛車子跟隨，那在當時會是多麼浩大的一個車隊，又該是何等壯觀。這種浩浩陣勢對於一個學者是否相宜是一回事，它只是從一個方面反映出當年的稷下先生具有怎樣崇高的地位，這又是另一回事。他們的作用，在國民生活中十分顯赫。這些稷下先生任務明確，即“不治而議論”，個個可以大膽放言，人人都要著書立說。學宮於是成為那個時代最大最深奧的思想庫，也是文化交流中心。那個時代，中國這顆撲撲跳動的文心，顯然就在稷下。這個可資仰望的高點和中心往四下裡輻射，同時也吸引和匯聚了天下所有的智慧人物。戰國時代幾乎所有在文化史上居有一席之地者，莫不於稷下留下了自己的足跡。誠如司馬光《稷下賦》所言：“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稷下學宮與歷史上的百家爭鳴（2）

談到著名的“百家爭鳴”，就不能不稍稍描述一下學宮裡“爭鳴”的盛況和場面。這種“爭”與“鳴”並非完全停留在著作中的觀念衝突上，也不僅指一般的學術寬容，而有時直接就是表現在日常形態和生活情狀上。記載中學宮裡常常口槍舌箭，交鋒激盪，辯論之風盛大無比。有名的辯士歷數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