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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迥異，像滑稽多趣的淳于髡，滔滔雄辯的孟子，天生的辯才田駢；更有鄒衍兒說魯仲連等人。這些人為了一個道理可以毫不相讓，那時候據理以爭，互不遷就，既可以冷嘲熱諷，又免不了言辭刻薄，人人爭先恐後，個個咄咄逼人。這種辯理駁難，有聲勢，有氣概，如同戰場上的一決勝負。像有個叫田巴的辯士，他在辯論中竟然能“一日服千人”。由此我們可以想象一個邏輯清晰口若懸河的人，讓一千個好漢輪番上陣的情景，那真可嘆一聲“何其快哉”！這種場景在中國似乎獨一無二，世界少有；只有玄奘出使的那個西域經院，在記載上有過眾僧激辯、輪番駁難的大陣場。這種文化與思想的赫赫壯觀之勢，如今真的已經成為歷史。

唯唯諾諾或智者不言，已成為小時代的特徵之一。文人學士，或各自為工，或言不及義，都以隱藏自己的觀點為能事。應景文章或巧言趣話尚且能為，一到了見血氣見器局的大智慧，也就萎縮再三，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退居到自己學術的小小螺殼裡去了。而稷下先生們既有學術，卻無螺殼，一個個既呈赤膊之勇，又有丘壑之像，顯然為一個時代最強烈的聲音，再大的喧譁都掩藏不住。

有趣的是齊國的君王們也時不時地加入到這種旁聽和辯論當中。直到今天，閱讀他們與辯士學者們在一起的那些記錄文字，真是情致和機智幽默具在。孟子、淳于髡等，都與君王有過不止一次對話。現在看，君王們愛好“文學遊說之士”是真實的，但他們對那些深入高闊的理論又未必能夠完全理解。於是學者們為了讓他們聽懂，就儘量深入淺出地講解一番，或做比喻，或以古為鑑，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行。而這時候的君王也頗為可愛，或故意搪塞，或正話反說，有時也未必不吐露幾句心裡話。記載中的威王特別是宣王，對浩大的學士文人隊伍是十分看重和自豪的，他們以巨大的財力和精力來興辦這一跨世紀的文化工程，決心搞成千古盛事。但他們對於學士們那些高闊的言論雖不能接受，卻並不駁斥；對其中一些雖然深刻遠大，但與眼前利益不無衝突的思想計設，則三拖兩推地應承下來再說。

從骨子裡講，齊國君王們與真正的學術與思想，更有文學藝術，有一種難以融合的深痕在。他們的愛更多的是權力的變相與寬容，是一種概念上的拓新和依賴，不但未能在情感與觀念的深層上與之走到一起，就連真正的接近都很難。什麼高堂大屋，上大夫的優厚待遇，出門的五十甚至百輛隨車，這一切固然壯觀，頗有聲勢，但形式的意味畢竟重了一些。真正的學士和思想者渴望得到的會是這些嗎？這種聲勢除了能夠使齊國愛士的名聲遠播天邊，將無數有著學識抱負的名利之徒吸引過來之外，剩下的還有什麼？從這些巨隆的裝置和超越的排場中，我們仍然還能看到專制統治者與思想智識者之間深深的隔膜。我們於是也就會多少曉悟當年孟子的幾次離開學宮，更有其他一些傑出人物走開的真正原因所在了。

當時的學士和思想家中的深邃人物，並沒有什麼庸常文人的虛榮氣，他們胸懷的當然是實際而高遠的目標，是關於社會人生的真學問。這種樸實的施政治理之學，是全面性的思維。這樣的思想家與轟轟隆隆的文化學術的形式主義終究是格格不入的。縱觀齊國的稷學之興衰，多麼吻合地貼切著齊國的政治和經濟。到齊閔王和齊王建時代，稷下先生的聲音終於成了君王們的刺耳之言，他們當中的最優異者竟然要冒著殺頭的危險進言，最後還要急急潛逃。

稷下學宮歷時一個半世紀，而後消亡了。天下於是再沒有這樣的學宮，當然也沒有了它用以立足的齊國。

“大物”時代更需要“大言”嗎？（1）

（見原書第七章之《曠世大言》）

人們翻閱齊國的歷史，會時時有另一些疑惑在。比如在它經濟最鼎盛的時期，恰恰也是稷下先生們最活躍、稷下學宮最發達的歲月。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經濟與學術和藝術的發展真的會同步嗎？或者這僅僅是一種巧合？或者後者真的需要以前者作為基礎？這些問號要逐一回答起來，可能會是一篇篇繁瑣的文章，然而這裡卻又不能不稍有應對，因為它是誰也迴避不了的。

至於當年齊國經濟與文化的關係，其間的相互依賴和支援的程度，並不能像一道數學題那樣分毫不差地演算出來。但它們之間相互緊密地聯絡著，這卻是千真萬確的。我們現代人常說的一句話，就是經濟搞好了，可以興辦文化及其他各種事業；那麼反過來也可以說，只有辦好文化及其他各種事業，才會有經濟的長遠發展和保持。短期的物質利益傾向、只顧眼前的行為往往是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