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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歷和創造了幾千年的文明史，一種使社會安定的思想方法，還是沒有得到有效的積累。因為這說到底屬於人心之學，而人心是最富於變化的；而且每個時期面對著各種複雜的情形，人心又大為不同。人性是各個時期都相近的，即孟子說的“性相近”；可是亞聖還說過一句話，即“習相遠”。這些人性的習氣習性是因時因地而變化而組合的，於是經過了新的變化組合之後，一切也就大不相同，不好掌握了。從歷史上看，無論多麼好的思想和崇高的品質，都會有人批判質疑；無論多麼偉大的設想，都會被挑戰和爭論，最後或者被擱置、或者被推翻。即便連聖人孔子的“仁”和“義”，也幾乎弄到了不能立足的地步。由此看，思想和倫理範疇的東西是最不容易積累的，它的不能積累不能進步，也就導致了其他，比如戰亂和種種人禍，全都來了。人禍從來大於天災，這是人類歷史得出的又一個結論。在人禍面前，人類千辛萬苦積累起來的財富，甚至是一個傳遞了幾百年的王朝，一夜之間就被掃蕩一空了。

有人還曾經將逃出“週期率”的希望、將國家強大的希望寄託在科技的振興上。表面看這似乎是一條捷徑，進步的科技會直接強國強軍，而國強則不敗，民富則安寧。其實際卻遠遠不是如此，有時甚至相反。因為科技決定不了國力投放的方向，它只能加強國力；如果強大的國力用反了方向，國家和民族也只有加速失敗，甚至毀滅這麼一條路。事實上，人類的科技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發達，也從來沒有面臨著今天這樣的滅頂之危。人類正企圖從自己的毀滅之劍下邊贏得逃生的時間，這就是對核戰爭的全力遏制。今天的世界各國在阻止核戰爆發上所花掉的時間與精力，更有財富，大概早就難以計算了。而且最主要的是，科技是一種可以得到有效積累的東西，它將或快或慢地一路向前，即便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的大災難，也依然如故。核能的飛速發展期，恰恰在全世界打得不可開交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

正因為思想倫理範疇的東西最難以積累，財富與國家的強盛也就難以持久，甚至連較長時間的儲存都做不到。聰明的國君於是就千方百計地積累思想，想象治國的各種辦法，如齊國的稷下學宮的建立，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創舉。這場人類歷史上的思想家大聚會，前後經歷了一百五十餘年，規模不可謂不盛大。但這種大積累的努力同樣失敗了：在齊國畸形繁榮的物質追求當中，在不可阻擋的享樂奢糜的浪潮中，這個學宮逐漸給擠到了邊緣，最後給擠垮了。從此，幾乎再無人嘗試這種從形式到內容的思想文化的大積累了。而且具體到稷下學宮，那裡面派別林立，各種不同的學說吵翻了天，幾乎不是在討論，而更像是在打架，這就更進一步加重了思想和文化，也包括倫理和道德這一類東西，它們到底能不能得到有效積累的質疑了。

從懷疑積累到厭惡積累、仇恨積累，於是就走到了秦國的焚書坑儒這一步，有了這樣極端的例子。

看來思想與文化的積累才能最終確保物質的積累；而思想與文化的積累是一個更復雜更艱難的過程，它的曲折性與衝突性會出人預料地巨大。但人類如果沒有足夠的耐心與恆力，不能去繼續發展這種積累，等待人類的只會是更大的浩劫。人類的堅忍和寬容、對物質主義的警惕和反思，大概是確保思想文化積累的一個最基本的前提吧。

秦始皇的修陵與現世情結

（見原書第七章之《殘忍與氣派》）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是孔子的弟子曾子說過的一句名言，它前邊的連句是：“鳥之將亡，其鳴也哀”。孔子和他的弟子說過了多少漂亮話，而且總是那麼含意深遠，咀嚼不盡。這裡說的是人生走到了盡頭，一切都放得下了，再沒有強烈的慾望左右他了，他於是才有可能回到孩子一樣的本真和實在，會對世界充滿友善。這也許說到了人性的根柢上吧，我們發現西方也有個臨終懺悔的儀式，大概也是建立在“其言也善”的可能性上，在“人之將死”這個基礎上。觀察一個王朝一個國家，也像觀察一個人一樣，要看看它在最後那個階段的言與行；觀察一個帝王一個國君，看看在他死亡的前後，他和他的國家裡發生了什麼。這真的是很有意義的、特別的時刻。

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