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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齊國歌舞盛宴不斷、時有韶樂可聞的時候，秦國的音樂又是怎樣的？說來今天的人不會相信，記載中堂堂的君臣宴飲歌舞，竟然是擊著瓦罐拍著大腿，和著它們的節拍唱起來跳起來而已。可是這些參加宴會的人感到簡陋了嗎？非但沒有，還照樣處於興奮激越和陶醉之中。按理說奢華之風是極有浸透力感染力的，從東往西一吹，幾十年過去，咸陽人也就會扔了瓦罐的。可是事情遠沒有那麼容易，在經歷了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一切也就尤其理性整嚴，農業立國的保守性和堅固性，海風是難以吹進去的。

秦國在節制享樂的同時，精力財力也就更多地投放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在改進農業和加強國防兩個方面，用了極大的力量。商鞅是一個偉大的實用主義者，封建理性主義者，考慮問題始終圍繞了怎樣強大秦國這個中心，從不分散注意力。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在國家興亡的週期的區域性，世界上還有什麼會比實用主義更有力量？實用主義的切近性通俗性，都決定了它是最強有力的。特別是它的通俗性，可以使上到君王下到民眾的迅速接納和理解，也就是說大家都想盡快從中得到實惠。對比更辯證更復雜更長遠的戰略籌劃，實用主義的戰略和戰術成本就要小得多了。

實用主義的反面是高瞻遠矚和華而不實，是近利遠收和全域性籌措，是瞻前顧後和情理雙贏。比如同期的齊國正是威宣盛世，奢糜的潮水一浪高過一浪，富得流油並且因此傲視天下，不要說王公貴族，就連躋身臨淄城的普通市民都極不謙虛，沾沾自喜，彷彿成了天下最闊綽最時髦的臣民了，其他地方都土得掉渣。這種情形，那個叫蘇秦的燕國使者觀察後有過一段美文，它將其好好描述了一番，其中有一句說臨淄市民：家家都有多年積蓄，財富充實；人人意氣風發神采飛揚。即所謂的“家敦而富，志高氣揚”。有了這樣的城市與這樣的市民，一個國家的道路也就由不得個別智者的籌劃了，它會固執地沿著自身的軌道往前滑行，最終到達一個可怕的地方。

齊國養士成風，建立有稷下學宮，那裡集中了天下各種流派的大學者，又怎麼會缺乏滿腹韜略和眼光高遠的人物？問題是這時候的齊國有了錢也有了勢，已經極不冷靜了，逆耳之言一句也聽不進去。就這樣，一個典型的東方大國矗立起來，國中還有一些富可敵國的王公貴族，這些人挾潮流之勇，是很能藐視禮法和成規的。在這樣的國家裡，不僅孔子不能久留，後來連孟子也要離去，再後來稷下學派的代表人物都一一消失了。雖然稷下學宮還在，但已經是名存實亡了，變質了，不過是一個國家的花邊、一種用來觀賞的點綴品罷了。這時的稷下學宮與剛剛建立的時候，規模上看也許並沒有太大的衰減，但內容上卻早就掏空了。

這期間很快活躍起來的就是那些縱橫家了。他們積極在兩個大國之間遊說，不是主張合縱攻秦，就是設法連橫，打破這種聯合，以便讓秦國各個擊破。反正有點像下棋一樣，這時對手倒沒有看棋的人焦急了，這些人沒有觀棋不語的雅緻，恨不得紛紛上去移動那些棋子。站在齊國的立場上看，那個張儀也就不義了，他本來是魏國人，竟然入秦做相，將許多人辛辛苦苦做成的對秦國的包圍圈打破，最後連橫成功，讓秦國在大國搏弈中勝了關鍵的一局。在秦國發展擴張的歷史上，可能張儀的功勳僅次於變法的商鞅。

西方的秦國經歷了商鞅的強盛之期，又有了後來張儀的連橫功成，已經是一個雄踞西部的不折不扣的大國。而東方的齊國因為遠離了秦國與其他諸侯國頻頻爭奪的戰場，有了更多喘息的機會，也就迎來了最後一個繁榮期。這種繁榮似乎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奢糜的物質主義也就大肆氾濫起來，如火如荼，達到了空前的境地。就此，齊國也即將迎來一個盛極而衰的歷史階段，走到自己命運的拐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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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變法，強國之道還是禍國之道？

（見原書第六章之《冰冷的實用主義》）

終於說到了商鞅。這個因變法而強大了秦國，從而名聞天下的一代名相，是中國歷史上永遠也繞不過去的人物。中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言說“儒家”“法家”成風的時期，有人就尤其推崇商鞅，大概也想在新的時代效法這個變法者，推行一種現代的嚴厲吧。商鞅的崇高地位是由變法而確立的，新法施行的結果就是讓秦國達到了從未有過的強盛。但是那個時期的秦國，有人非但不感激商鞅，而且還充滿了仇恨。結果一代名相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