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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沒有也不要緊。

老範也說，許多人聽說盧安克後的第一個反應都是問她，“這個德國人在中國鄉村到底做了什麼？有成果嗎？教出了什麼牛人嗎？”

她說：“我每次都難以面對這樣的問題，盧安克的教育方式實在無法用常規意義上的‘標準’和‘成功’來形容。非要這麼衡量的話，那麼他更是一個常規意義上的‘失敗者’。”

以八年前板烈小學五年級一個班裡的四十六個學生為例，他們中。只有八人堅持到了初中畢業，大多沒畢業就到城裡打工去了，有的還沒讀完初一就結婚了，甚至有個父親來找他說：“我的兒子就因為學你，變得很老實。吃了很多虧。”

老範寫：“從世俗的意義上說，沒用，沒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廣；他做的事情，很可能無蹤無影，悄沒聲息地就被吞沒在中國茫茫的現實中，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種令人內心惶然震顫的力量。”

盧安克說：“我的學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麼是他們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給他們的是走這條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他很難被效仿，也根本不鼓勵別人來做志願者。

節目播出後那個暑假，有三所大學和幾十個志願者去板烈小學給學生補課。搞晚會，來來去去。盧安克說，學生“被忘記”的狀態改變了，成為“被關注後又被忘記”。他在部落格上寫：“請你先弄清楚：你是不是隻因為我才想來？是不是期待著看到什麼？如果是，你面對學生就不是真實的，對學生不可能是純粹的，所以你也就會被他們否認。如果你僅僅是為了學生，你也不一定需要選擇一個已經有志願者的學校。”

在給老範的回信中他寫過：“有很多其他的人被學生吸引到這裡，但他們都沒有留下來。為什麼呢？他不可能留下來，是因為他與當地之間沒有了命運關係。”

那段時間，盧安克每天收到上千封的信件，部落格點選量驟增，每天十幾萬。

盧安克說那些來尋找他的人“一下子要求我離開學生去休養，一下子要我寫什麼，要我帶頭什麼”，他不得不躲到學生家去，因為“我午睡的時候隨時都有一位陌生人坐在我的床頭等我醒來”。

這當中有一部分是要嫁給他的陌生女性。有人寫“我不敢想象你在你的學生和理解你的人心目中有多麼偉大”，想在他身邊生活半年，研究他這個人。

他回信說：“我不要你們關心我，我要你們關心我的教育方法。”她來信說：“我不太理解你的教育方法，但非常理解你。”他寫過：“我最害怕的是崇拜者，因為崇拜基於的往往是幻想上崇拜，最終的結果也只能是失望。”也有記者簡訊我：“請告訴我盧安克的電話，我要給他一個版來報道他，幫助他。”我回信說：“他有公開的郵件地址，你先寫信給他，徵求他的意見再說吧。”他自信滿滿：“不，我直接電話他，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我寫：“他沒電話，另外，我覺得還是尊重他的意願。”他回我：“那我去找他，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我沒有再回了。

過了半小時，他又發簡訊來，說已經登上火車，留下餘音嫋嫋，“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還有次開會，碰到一個人，帶點詭異的神色說：“你做了盧安克的節目？”我說：“是”。

飯桌上他坐我對面，忽然把臉湊近來，聳著肩，帶著狎暱的口氣極輕地說：“我覺得他是個戀童癖。”一隻流浪貓探頭探腦地走過來，想找點吃的。他突然站起來，暴喝“滾，滾”圓瞪著雙眼衝過去，把貓趕了出去。

盧安克半合法的身份開始變得敏感，他暫時關閉部落格，宣告自己沒有取得志願者與教師資格。但這引起了更大風波，媒體認為當地政府要驅逐他，輿論的壓力很大。

我寫信詢問情況，徵得他同意後，在部落格裡作了說明——他在板烈的生活和工作正常，沒有離開中國，也沒有被要求離開學校。他希望媒體和公眾“千萬不要給廣西公安廳和教育部門壓力”，他“需要的身份”也正在解決當中，希望不要再有人去板烈看他。

我在信中問他，我們是否能與當地政府聯絡，溝通解決他身份的問題。

他說很多人都試圖幫助他，“城市人好像不太願意承受各種事實，就想出各種改變事實的手段。但我都不願意走那種非常規渠道，因為這樣的渠道和手段才讓我們的社會變得不公平。”這話刺動我，我感到茫然，不知要怎麼做，只能等待。

更多的媒體開始介人這件事，認為向廣西政府與公安部門施壓可以讓盧安克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