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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好，河池官方不得不派電視臺到板烈小學拍攝盧安克的生活。來澄清驅逐的傳言。

日後我看到盧安克在部落格裡寫：“現代社會人的追求就是想要有保障，對一切的保障。如果出現任何意外，人們馬上就要找一個負責人，讓上級負責任。上級就很緊張，怕出事，所以要管好一切，不允許任何意外發生。反過來說，我們為什麼要提那麼多要求？偏偏這些要求給我們帶來的是不自由。”

二〇一〇年，為了避開這種狀態，盧安克離開板烈小學，暫時回國，很多人嗟呀欷獻。不過，春節後知道他以旅遊簽證重回板烈，我並不意外。

二〇〇四年，他在板烈曾經出過一次車禍，農用車輪子脫落，車從幾十米的山坡滾下去，差兩米就要掉進紅水河，被一棵巨樹擋住。一個朋友死亡，而他的脊柱壓縮了三厘米，日後才慢慢恢復。

我問過他，這樣的結果一般的人會承受不了的，對吧？

他說，如果承受不了能怎麼樣呢？

“會選擇走的。”

“離開就不會再有車禍嗎？”

我本能地說：“但最起碼不是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貧窮的地方，和得不到醫生的地方。”

“我覺得這次車禍就把我的命跟這個地方連得更緊了，走了就沒有命了。”

他還會回來，是因為他要陪伴春節父母不回來的孩子。我問過他：“他們會長大，他們會離開這個學校，離開你。”

他說：“當然，都會過去。”

“那你怎麼辦呢？”

“沒有考慮以後的，不考慮那麼多。我考慮那麼多，活得太累了，反正我這一輩子要做的事情，我覺得我已經做了，如果我現在死去也值得，沒什麼遺憾。”

最理解他的人是他的學生。學生說過：“如果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後代；如果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學生，學生就是他的後代；如果一個人為了人類的發展，那麼人類就是他的後代。”

知道他回到板烈後。我寫信對他說：“因為我們的報道，才對板烈的孩子和你的生活造成了這些沒有想到的不良影響，對不起。包括我在內，很多人從這期節目中受到好的影響，但與不良的影響相比，這種好的影響好像顯得很自私了，以至於我都不能開口向你表示感謝。”

他回信說：“其實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過現在的情況要求我學會和發揮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會學會。”

我沒有再回復這封信。

我再沒有可以說給他的話。他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去知道自己是多麼重要。他說過：“以為自己的名字能給別人力量，是最壞的一種幻覺或者邪教。”

我也沒有什麼困惑要向他請教。他一再說：“很多人需要我告訴他們一個怎麼樣才正確的生活，但我真的沒有辦法告訴他們。假如我知道那麼多，這些積累的知識也只會阻礙我的行為。如果一個老師不理踩自己的感受，僅僅根據知識去做，這會讓學生感到虛假＾怎麼會有對和錯的事呢？根據自己的感受去做，這就是對的吧。”

他寫過，“感受”不是慾望和情緒，沒有“要達到什麼”的動機，只是“誠實和持續不斷地對事物平靜觀察”。盧安克要的不是別人按他的方式生活，恰恰是要讓人從“非人”的社會經驗裡解放出來，成為獨立的自己。人們不需要在他那裡尋找超我，只需要不去阻止自己身上飽含的人性。

我沒有寫這封回信。還有一點，是怕我一旦非要寫什麼，我會不由自主地寫下對他來說毫無必要的感謝……曾有過無數次，在被自身弱點挾持的時候，我掙扎著想以“盧安克會怎麼做”來脫身。改善常常是不可能的，但多多少少，因為他的存在，我體會到了一些從沒想過、未曾明白的東西一把自我交付出去，從此就活在命運之中的必然與自由。

節目播出三年之後，二〇一二年，我收到盧安克的信件，他寄給我一份跟孩子一起拍的電視劇，說希望留給有願望的人，“我可能沒有機會繼續跟我的學生做事。”

在二〇一〇年，他與一位認識八年的中國女志願者結了婚。我祝賀他，他回信有些低落：“既然我同意成家，那我就要踉著老婆走。雖然我感覺到，我的學生就是我的孩子，板烈就是我的家，但我不能要求老婆也這麼看。她有她的夢想和需要。我不能不理她。我現在要面對的就是這些。”

這話裡有些讓我不解。再問才知在成家時，雙方原想一起在山村裡為留守兒童做事，但是時間推移，妻子有了對生活另外的願望，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