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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去現場看看，我明天會去你們學校。”

他忽然問：“我能不能跟你一道去？”

第二天，這孩子帶我去學校。校長來給我們開門，中年人，頭髮花白，一見人就用手往後爬梳，不好意思地笑，“這幾個月白的，”說話聲音是破的，“心裡難受，壓力太大，精神幾乎都崩潰了。”他勉強繃著笑，臉都抖起來了。

找到六年級的瓦房，一張張桌子看，有一部分課桌上有歪歪扭扭的“519”，一刀刀刻得很深，後來刷的紅漆也蓋不住。小楊在其中一張桌子邊停下來，低頭不語。

桌子是第一個服毒女孩苗苗的，死亡的日期是五月十九號，與她同時服毒的女孩小蔡經搶救脫險。兩天後，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同班同學小孫服毒，經搶救脫險；五月二十三日早上，小倪服毒，經搶救脫險；五月二十三日晚，小楊服毒，經搶救脫險。

幾個孩子桌子上都刻著“519”，苗苗父母認為他們是集體約定自殺。

鎮上的人卷著紙菸，眼裡放著光，說不清是興奮還是恐懼：“跟你說吧，肯定是個什麼教，聽說還有白皮書呢。”眼鏡掃一掃旁邊的高臺，“還有這地方，邪得很。”高臺叫魁星閣，說是一個供著魁星像的高大石閣，他們說出事的孩子常常在上頭待著，還刻了什麼字。

我跟老範對視一眼，心裡一緊。

小楊不肯多言，說你們去問苗苗的一個好朋友小陳吧，她都知道。

我們找到這姑娘家，小女孩十二歲，穿件碎花白襯衣低頭掃地，髮根青青，小尖臉雪白。看見我們進來，不慌不忙，揚揚手裡的掃帚說，“等我掃完地。”一輪一輪慢慢地掃，地上一圈一圈極細的印子，掃完把掃帚繩往牆上的釘子上一扣，讓她媽給我們拿凳子坐，轉身進了屋。我隔著竹簾子看她背身拿著一張紙，打了一個電話。

她撩了簾子在我對面坐下，我問什麼，她都平靜答：“不知道，不清楚。”

我說：“苗苗不是你的好朋友嗎？”

她說：“我們班上的人多了，哪個都是朋友。”

我愣了一下：“那這個事情你不關心嗎？”

她不緊不慢地說：“學習這麼忙，關心不過來。”

她看著我，禮貌地等著我往下問。我看著她，飽亮黑圓的眼裡沒有表情，只映出我自己。我問不下去了。這時候窗外鞋聲敲地，幾個成年人進來，說：“你們有記者證嗎？”

他們穿著深藍夾克黑皮鞋，這次不是鎮上的，看來是市委宣傳部的，不希望我們呆在村裡，一車直接拉去了當地的雷臺漢墓：“報道這個多好。”前後都有人跟著解說。老範倒隨遇而安，她第一次到鄉村，看到地上有活的小青蛙，跟在後面跑，又笑又叫，宣傳部的同志沒見過這麼天真的記者，再嚴肅都看樂了。老範又吃驚西北壯麗的天色，大叫著指給我看：“雲！”

走在前頭的宣傳部負責人三十多歲，名字結尾正是“雲”字，他驚喜又羞澀地轉頭：“叫我？”

眾人鬨笑。這一笑之後，都不好意思再繃著臉了。

之後再聊節目。我們說：“這個事情誰都困惑，處理起來也棘手，但是不公開，被認為是邪教，對誰都不好。我們多瞭解一些，你們也多些處理的經驗，是不是？”

雲嘆口氣：“這事我們都查了這麼長時間了，一開始也當邪教查。沒有這事，搞不明白，你們去看吧。”

我們去了魁星閣，門已經被鐵絲扭住掛了鎖，有小孩子手腳並用，沿著斜的牆面蹭蹭爬上去，一坡青磚被他們磨得溜光水滑。我找人開了門，沿臺階轉上去，魁星像也不知道哪年哪月就沒了，空空蕩蕩的像個戲臺子。有個原來刻著文字的照壁，出事後被政府重新粉刷一遍，用石灰蓋住。照壁不大，我沒帶工具，用手擦，石灰幹又薄，底下的字露出來，小鉛筆刀刻得歪歪扭扭的“一見鍾情”或是“武林盟主”，不過如此——我在小地方長大，不奇怪小孩子為什麼常常待在這兒，大概這是小鎮唯一有文藝氣息，能帶給他們一點幻想的地方。

小地方沒有電腦，沒有書店，學校裡唯一的娛樂設施是乒乓球檯子，兩塊磚頭壘起來算是球網。地攤上賣的還是鄭智化在九十年代的磁帶。小楊的房間裡貼著一張四方大白紙，上面抄著愛情歌曲的詞，和歪歪扭扭的簡譜。

政府的人說他們搜查學校的時候，有學生確實把幾本書扔到了房頂，是青少年雜誌，有一頁折過角，是一個女孩為了愛死去的故事，角是苗苗折的。

我問這是不是她自殺的原因，小楊有點不耐